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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從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畢業的。畢業后被分配到原冶金部的一家企業，當了4年多建筑工人，后來在這家企業的子弟學校又當了5年多中學老師。1978年，我考取了原杭州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跟隨陳學恂教授學習中國教育史。1981年畢業留校工作至2024年完全退休，在教育史這個領域學習、工作了46個年頭。

回顧自己近半個世紀走過的學術之路，有兩點感受頗深。

第一點感受是，基礎研究苦中有樂，確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準備。

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各有自己的基礎學科，有共同規律也有不同特點。教育史作為教育學科的一門基礎學科，研究周期長，出成果慢，需要一種對學術研究的興趣、信念的支撐，需要執著和長期不懈的努力，這個過程是漫長而艱苦的；同時，基礎研究有苦更有樂，這就是興趣的滿足和收獲的喜悅。

20世紀初，當近代學校教育制度引進，中國的師范教育還處于萌芽階段的時候，教育史就與心理學、學校管理學一起，成為教師教育和培訓的最基本的課程。一個多世紀以來，教育科學的各分支學科新陳代謝、生生不已，而教育史學科由于其在人才培養和推動教育發展中所具有的潛在性、持久性、綜合性特質，決定了它始終是教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

另一方面，就教育學這個一級學科而言，教育史與其他二級學科相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的學術生態環境中，一直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

我曾做過一個估算，改革開放后全國各高校所招收的前五屆教育史研究生，包括碩士和博士，一直堅守初衷從事與教育史學科相關工作的屈指可數，這本無可非議。但我始終認為，選擇教育史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正確的抉擇之一。于我而言，教育史與自己的習性、興趣相近，我更感到教育史學科在教育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無法替代的作用。所以，40多年來我一直從事這方面的學習、教學和研究。

在這一過程中，我總的體會是苦中有樂、成果不多，辛勤耕作、總有收獲。40多年來，我和團隊成員共同完成的學術著作大約是六七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數十篇論文，數量確實不多。但我們認為，這些成果都是長期思考、長期研究的結果。回過頭來看，一些主要觀點、分析框架甚至是基本史料，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在推動學科發展和建設過程中作出了自己綿薄的貢獻。

教育史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對它的學習和研究，相對而言，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我又深深感受到，在這塊“土地”上，不僅能夠領略和體驗到“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的愉悅；而且，能享受到辛勤勞作后收獲的樂趣。我經常和研究生們分享這樣的一句話：教育史與其他人文學科等基礎學科一樣，比較“厚道”——你不對她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而是老老實實和她過日子，她就會對你好，總會結出愛情的果實。

第二點感受是，對現實的感悟永遠是研究工作的源泉和動力。

教育史作為教育學的基礎學科，要求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但同時我覺得，真正有擔當的史學工作者也一定是一位不脫離現實、對生活充滿激情的人。

近代以來出現的一批史學大家，如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等，無一不是在他們做學問、搞研究的過程中始終關注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并以他們特有的方式，為國家、民族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服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大家用自己的學術成果激勵民族氣節，為全民族抗戰服務。我們雖然不能與這些大師相提并論，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向大師們學習，是完全應該的。

就我個人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一段時間，我致力于中國近代職業教育史和近代職業教育奠基人黃炎培教育思想的研究。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課題？其實是源于對中國當代教育體制改革的關注。20世紀80年代教育體制改革要全面恢復和加強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的地位。如何通過對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發展歷史的梳理和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總結提煉，為中國當代教育體制改革提供借鑒，是促使我選擇這一課題的最初動因。我先后編輯出版了《黃炎培教育論著選》《黃炎培教育思想研究》，努力以我們教育史工作者的勞動成果，為當代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服務。

我和研究團隊還共同申請了一個“九五”規劃課題，意在總結百年來我國普及義務教育方面的經驗教訓。經過4年多時間完成了一部書稿《世紀之理想——中國近代義務教育研究》，并于2000年出版。

我曾在該書“前言”中寫道：“一部中國近代義務教育史沒有多少輝煌的篇章，而是充滿了曲折與痛苦，更多了幾分艱辛與悲壯！但是，這畢竟是一部幾代人艱苦奮斗的歷史。翻檢這段逝去的歲月，它留給后人的不僅僅是屈辱和無奈，在激起人們感情波瀾的同時，理應更多地引發出深沉的思考。”我們在這本書的總體框架設計上下了一番功夫，全書分為理論篇、實踐篇與比較篇，特別是比較篇，包括了國內4個不同省區的比較，即意識到中國幅員遼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義務教育推進的不平衡，專門做了些比較研究，試圖為現實生活中義務教育的推進提供借鑒。事實上，這個問題在進入21世紀之后日益突出，所謂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學校之間教育的不平衡問題，引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關注。

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中外教育交流越來越頻繁，大量的留學生走出國門，遍布世界各地；同樣，一批批外國留學生、外國教育官員來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和教育。回顧浩瀚中華文明史，僅僅從中外教育交流的角度來考察，就有過多次高潮。如何總結歷史上這些經驗和教訓，為當前的教育交流提供借鑒，又成為我們思考的核心。我與團隊成員申報了一個“十五”規劃國家課題《中外教育交流史》。我們系統考察了從明末清初至20世紀末的整整4個世紀以來的中外教育交流情況，全書110萬字，出版后受到多方面好評。

作為長期耕耘在教育史這樣一個基礎研究學科的學者，我和團隊多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幾乎都是關注現實社會需要、結合學科特點長期努力的結果。

作為一名學者，盡管從事的學科領域不同，關注現實的方式不同，但是對現實的感悟永遠是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源泉和動力。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