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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社會對地震科技界不滿的聲音比較強烈。辯護者可以說，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美國還沒解決呢;批評者可以說，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能夠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地震預測為什么不可以?爭論的焦點在于：政府與公眾希望科技界能解決大家最急切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要提高科研對于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的相關性———科研相關性(Relevance)。科研相關性是世界各國都在激烈辯論的問題。2007年10月號的《科學與公共政策》發表了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科學政策研究所兩位博士(Paul Nightingale和Alister Scott)的文章，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并對科研資助者提出了十大建議。

　　知識生產者與知識需求者的價值觀念有很大差異。比如，學術界強調，一定要把問題研究透，否則就談不上學術質量;可決策人員說，問題的緊迫性需要你們盡快拿出方案或建議。于是，兩位作者對于科研資助者提出的第一條建議是：對于結論是“仍需開展更多研究”的項目，就不要再資助了。

　　最近20年，人類社會出現了從政府管理(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轉型。政府管理意味著政府出錢，全包全攬;治理則意味著政府“只操舵”，“不劃船”。轉型之后，政府的控制方式和資源分配方式都發生相應轉變，必然要比過去更多地采用績效評估和審計。審計中一般要考察一些績效指標，而任何指標都難免有“一刀切”傾向，于是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比如，英國的高校評估(RAE)注重論文發表指標和引用指標，那么教授們就可能去選擇低風險的課題，或者熱衷于用先進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至于數據的效度如何，數據分析是否有助于解決有實際意義的問題，他們就不管了。高被引的論文、發表在頂級期刊的論文也許對學科發展有益，但未必有益于社會。影響因子好測度，相關性則很難測度。于是，兩位作者的第二條建議是：資助者需要明白，相關性與學術影響不是一回事。

　　迄今為止，人們仍依賴同行評議來確定科研項目是否具有社會相關性。但是，評議的標準都是“內部”標準，許多復雜的社會問題都需要跨學科的解決方案;而跨學科項目的立項、成果的發表，從來都困難重重，因為評議人都是學科專家，不存在什么“跨學科專家”。因此，兩位作者的第三條建議是：在同行評議中，要鼓勵和保護那些力圖解決實際問題的跨學科研究項目或稿件。

　　如果傳統的資助機構無法完成跨學科評估的任務，就要考慮成立專門的機構來支持相關性明確的跨學科研究。不過，跨學科研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申請者可能會設計出一個糊弄人的跨學科研究框架，其實質性內容還是分學科的研究。兩位作者為此提出第四條建議：科技政策制定者不能將跨學科性等同于相關性，而要關注相關性自身。

　　迄今為止，學術界往往認為自身才擁有專業技能，才有資格評議。其實，在當今社會，專業技能分布廣泛，很多非政府組織、企業、慈善機構也從事科研工作。英國科研理事會規定，只有“獲得認可的科研團體”才有資格獲得經費資助，這一限制性條款違反平等競爭精神，也不符合專業技能在社會中廣泛分布的現實格局。于是就有了第五條建議：資助者應該打破學術單位壟斷科研經費的局面。

　　除了學術標準外，同行評議還應考慮其他一些社會價值標準。兩位作者的第六條建議是：資助機構應該在同行評議過程中強行加入明確的相關性標準。

　　進一步，要想在同行評議中嵌入相關性準則，參與評議的人應明確地解釋他們為什么和如何作出了每一項價值抉擇。凡是不做這樣解釋的評議人，其意見就不作數。兩位作者的第七條建議是：為了確保科研項目是針對社會問題的，項目建議書應表明，申請人對于探究領域涉及的各個方面及其特定的研究需求都有清晰、準確的認識。

　　應該清醒地看到，最切合社會需求的跨學科研究往往既耗錢又費時，需要有一種制度構架對從事跨學科研究的科研人員進行職業支撐。否則，可能出現最糟的結果：蜻蜓點水式的跨學科研究既未得出對用戶有用的成果，也未產生有趣的學術成果。最忌諱的是，一碰到有爭議的研究結論，資助機構就放棄支持，導致前功盡棄。因此有第八條建議：相關性強的跨學科研究需要長期有力的投入，需要穩定的配套政策。

　　有人認為，知識未能獲得實際應用，是知識轉移做得不好。事實上，很多項目從本質上就缺乏相關性，因為研究人員根本未注意用戶的需求，或者當初同行評議立項時采用了“內部”標準，或者科研人員缺乏與有關方面打交道的積極性。故第九條建議是：資助機構要認識到知識轉移的內在局限。

　　在同行評議中牽涉到不同的價值觀念。如何整合分歧意見以作出決策呢?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幫助，比如多準則構圖法(multi-criteria mapping)。兩位作者的第十項也是最后一項建議：科技政策制定者要意識到存在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要害怕有關方面舉起“學術客觀性、學術自主性和學術質量”三面大旗來抵御強化相關性的舉措。

　　以上兩位作者分析的情況，在我國都存在，而且某些問題表現得更突出。例如，學術經費的分配存在著事實上的壟斷。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說，按照修改過的《科技進步法》有關條款，不依托任何機構的個體科研工作者將沒有任何機會從政府部門申請到科研經費。又如，現在有很多人把精力放在成果轉移和技術轉讓上，而沒有更深入地分析現有技術成果中有多少具有轉移價值。

　　提高科研相關性，并不意味著拋棄基礎研究和分學科研究，這些都是最終解決方案所需的前期基礎。提出這個口號意味著，過去的科研工作還不能滿足公眾的迫切需求，因此需要改進。英國兩位學者的觀點不一定完全正確，可能在英國和中國都會激起很多討論，但是，傾聽這樣的聲音大有必要。

　　(作者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