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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是好事，但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意味著收入水平提高，要素成本上升。維持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改變，低成本優勢削弱將會帶動劇烈的結構調整，但這也意味著，拉動自主創新的市場條件正在形成。

◎李鴻谷

　　要素：中國的獨特性

　　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是中國的重要轉型年份，我們討論轉型，可能需要從認識整體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開始。我注意你曾用過“要素組合優勢”來描述，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劉世錦：中國這么多年經濟增長取得了很大成績，國內外評價都比較高，但是怎么來解釋，是一個問題。我曾用過一個概念，就是“要素組合優勢”，實際上是具體解釋經濟學上所說的“比較優勢”。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一系列要素的獨特組合。首先是市場。中國的市場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因為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時也是一個快速成長的市場，因為進入了一個經濟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長的階段。第二點，也是和中國人口多相聯系的，就是勞動力優勢。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我們經常說到的是成本低，其實并不僅如此，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勞動力的素質較好，這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的“性價比”較高。另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是分階段的。過去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是農民工，大量的勞動力來自人口占多數的農村、農業，這部分人總體上受教育程度較低，主要是體力上的支出。近幾年，情況發生了一些頗有意味的變化。我們注意到，服務外包發展很快，國際上一些大公司的研發機構向中國轉移，所需要的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高工作技能的員工，其中不少人是博士、碩士，與發達國家的員工相比，能力差不多，工資成本卻低很多。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雖然有一個變遷過程，但如果用“性價比”觀察，其整體在相當的時期仍然是有競爭力的。

　　劉世錦：對。它本身有一個結構上的變化，而且它會延續，在新的發展階段，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中國勞動力的優勢會呈現動態變化。第三點就是中國的工業基礎。前幾年，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解讀中國經濟，認為中國的優勢就是勞動力的低成本，價格便宜，但他們到中國來看，發現勞動力的低成本其實只是中國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國已經形成了相當好的產業鏈，或者說產業配套條件，從管理學的角度講就是供應鏈。所以，他們將中國的優勢概括為低成本勞動力加產業鏈。計劃經濟時期，比如上世紀5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在改革開放開始前就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很有價值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配套條件上，又有了很大進步。所以，中國整個的工業基礎，特別是發展制造業的基礎，要強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接下來，就是中國有一個總體上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也是我們體制上的優勢。一個大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給投資者、生產者提供穩定的預期。除了這4個因素，我還想再加一條，就是中國勤勞、節儉、守紀律的文化，這點也很關鍵。上面提到的中國勞動力“性價比”較高，此外，中國的儲蓄率一直較高，都與這種文化傳統有很大關系。

　　三聯生活周刊：但事實上你講的這些要素，并不是現在才有。

　　劉世錦：這些要素多數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存在，但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前就不行，以后就行了呢？這就涉及對改革開放作用的認識和評價。“改革”所起的基本作用，就是把這些要素很好地組合起來，使內部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就像我們做菜，幾種原料都有了，還要有一個好的配方，有一個好的廚師。這就是我們通常講的體制和機制問題。“開放”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把中國缺少的要素引進來，比如說資金、技術，好的管理方法、好的體制和機制，還包括像供應鏈、營銷渠道這些東西。另一方面，讓我們有優勢的要素“走出去”。中國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實際上是中國勞動力優勢資源的輸出。這幾年爭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現在已經不缺資金了，我們為什么還要引進外資？我們可能不缺資金了，但我們還缺其他要素，這些要素往往與資金聯結在一起，引進資金才能引進這些要素。

　　三聯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曾將其定義為“中國獨特的要素組合”，你如何分析這些要素，并給中國經濟以解釋？

　　劉世錦：這幾個要素是經濟學上所說的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我們所關注的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要素的特點和優勢是什么，它們是怎么組合起來的，在國際比較中它有哪些獨特之處。從國際上看，擁有上面提到某一兩個要素的國家不少，但同時擁有這幾個要素的國家卻不多。例如，有的國家人口多，勞動力成本低，但缺少好的工業基礎；有的國家有一定工業基礎，但政治社會環境不穩定。中國有的要素條件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如中國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市場，從而有可能形成其他國家和地區難以達到的規模經濟效應。這一系列要素條件在中國同時出現，確實是一種幸運。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和內部動亂，經歷了艱苦曲折的探索后，終于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使這些要素得以有效組合和利用。

　　三聯生活周刊：把要素組合與改革開放這樣聯系起來，可以使我們對改革開放的意義有一個獨特的理解。最近大家都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你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什么值得關注的特點？

　　劉世錦：這方面可研究、總結的東西很多，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從我們所討論的產業成長和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角度說，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有兩個特點很值得關注。一是“地方競爭型”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開始后的一個重要舉措是下放權利，特別是90年代中期實行“分稅制”后，各級地方政府有了界限比較清楚的經濟利益，相互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強了。省和省之間，省下面有市，市下面有縣、鎮、村，有一級行政組織，就有一個競爭主體。各級政府都在努力改進各自管轄范圍內的不可移動的資源，改善生產和投資環境，吸引外部可移動資源，都在努力推動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當地的就業機會，這種競爭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是以個人和企業為主體的，而在中國，地方政府扮演了更為重要和獨特的角色。通常人們對地方政府的批評和負面評價較多，地方政府行為中也確實存在諸多缺陷和問題，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現階段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與改革開放以前和初期比，已經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在市場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某些獨特作用，我們現在的經濟學理論，對此還缺少分析和解釋。另一個特點是“增長帶動的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較低的發展水平上起步的，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增長空間。許多行業的實證經驗表明，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盈利前景，特別是“先進入”的優勢，是激勵大量新投資者、生產者進入的主要誘因。而這些新投資者、生產者，基本上是個體私營經濟、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還有改制后的國有企業等。這些成分多了，市場經濟就逐步成長起來了。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所謂“增量改革”，而增量改革的前提是很大的增長空間和盈利機會。總之，中國改革開放中有一些新元素，這些新元素往往是國際上主流經濟學難以解釋的，這也是國際上一些人對“中國奇跡”感到困惑或產生誤解的部分原因所在。

　　組合：優勢的形成

　　三聯生活周刊：一般經濟學家用要素稟賦特征來分析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跟你前面所分析的要素特征十分接近，而你卻用了一個“要素組合優勢”，那么你是如何分析中國這些要素組合？

　　劉世錦：前面對生產要素組合特點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靜態的，要了解中國已有的增長模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要從動態過程的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觀察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主要呈現出“國內消費和對外貿易導向”、“主導產業驅動”、“勞動力和其他資源跨部門流動”、“成熟技術的引入和擴散”與“市場的外延擴張”等特點，它們之間相互作用與組合，共同構造了這一時期以“低成本競爭”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

　　三聯生活周刊：從經濟學基本的供需關系看，“國內消費和對外貿易導向”是明顯屬于需求，那么，它在這些要素組合里占據什么樣的位置？

　　劉世錦：“國內消費和對外貿易導向”所解決的是經濟增長的需求條件問題。與以前脫離居民需求、追求重工業優先發展、“為工業化而工業化”的狀況不同，這一時期工業化進程，總體上體現了消費者需求導向的特點。這也是市場經濟開始在中國起作用的具體體現。居民消費需求成為產業循環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而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則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初始動力。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上世紀80年代從面向食品、紡織和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老三樣”的需求開始，進入到90年代，出現了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腦等新型消費品，然后又過渡到近幾年以住宅、汽車、旅游、教育為重點的需求，這都體現了消費者需求梯度升級的軌跡。如果說國內消費導向體現的是“內需”，對外貿易導向體現的則是“外需”，對外貿易結構反映了國內生產要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同時，“主導產業驅動”則是需求導向和生產要素增長潛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何種產業要由需求來解釋，產業的競爭力則要由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來解釋。在不同的增長階段，由當時的消費需求熱點拉動，循著投入產出聯系，形成了相應的主導產業。它們表現出比其他產業更高的增長率，同時帶動了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與需求熱點相對應，主導產業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紡織、輕工等，90年代主要是新一代家電產品、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等，在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則是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等先導性產業，鋼鐵、建材、化工、機械等中間投入品行業，以及能源、運輸等基礎行業。主導產業的出現和更替是解釋高速增長以及增長中波動的基本變量。

　　三聯生活周刊：在需求導向的驅動下，我們的“供給”呈現什么樣的狀況？

　　劉世錦：勞動力跨部門流動是結構轉變加快時期的重要現象，也是工業化過程中效率改進的重要來源。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由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轉移顯著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傳統的農業部門的就業者向現代部門——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長時期的城鄉隔離制度導致了農業與非農業產業之間巨大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一旦這種制度被打破，農民實現了向非農部門的流動，與原有的農業部門相比，農民的生產效率和收入都有了很大改進。

　　三聯生活周刊：如何理解你所描述的“成熟技術的引入和擴散”？

　　劉世錦：相對于工業化先行國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成長的產業基本上屬于成熟產業，其中大部分是所謂的“傳統產業”，即使是新興的高科技產業，我國也基本上處在產業鏈的中低端。產業發展中所需要的技術原創者甚少，大多數是成熟或較為成熟的。對外開放提供了引入這些技術的有利條件，引入的主要渠道是創辦外資企業、設備輸入等，純粹的技術交易式引入是相當次要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國已有的較為完整、逐步得到加強的工業體系，在新技術的引進、吸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部分領域和環節正在形成技術自主開發的能力。總體上看，除了少數特定領域外，在大多數產業中，基本上以中低技術為主，以引進、模仿為主，而且這種狀態基本上適應了產業成長的需要。與產業發展處于初中級階段相適應，市場成長以處延擴張為主。面對不斷出現的消費和產業成長熱點，企業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尋求高成長產業的“先進入”機遇上，以謀取供不應求階段的高額利潤。而當進入者不斷增加，競爭加劇后，企業將重點放在低成本為基礎的價格競爭上，以保住和擴大市場份額。許多優秀企業的核心能力并不是表現在技術研發上，而是表現在市場營銷上。

　　三聯生活周刊：由于這些要素的組合，就形成了你所說的“低成本競爭優勢”？

　　劉世錦：需要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領域都體現出低成本競爭優勢。能夠體現這種優勢的，主要是那些得到充分競爭的領域。傳統國有企業主導的領域，特別是全國性、行政性國有大企業為主的壟斷性行業(主要分布在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低成本的優勢并不明顯。曾經有過一個比較分析，某個國有石化大企業與國際石化大企業相比，人均工資要低得多，但我們的企業用人多出很多，結果我們企業單位產品中的人工成本反而要高。所以，在說到“低成本競爭”模式時，也應清楚知道，我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并不具備這一優勢。

　　變化：低成本的逐漸失去

　　三聯生活周刊：你用“要素組合優勢”來具體解釋并分析中國的“比較優勢”，我覺得是一個特別有價值的方法論，如果將這些要素來對應目前的中國經濟形勢，似乎許多要素都在發生重要的變化。你在解釋目前的通脹壓力時，同樣也使用這些要素從結構上進行分析，那么，目前的中國經濟是否到了一個轉折時刻？

　　劉世錦：通貨膨脹很難說是單一原因所致，一般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我認為，本次通脹需要特別關注要素成本的推動。從整個宏觀面來講，我國進入了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以后，多種生產要素價格走勢都出現了拐點，價格提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比如土地價格大幅上升，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也在大幅上升。最典型的還是勞動成本的上升，2002年開始，勞動力的供給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已大體結束。這種變化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其二，我國部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離市場化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還普遍存在。比如，最近幾年，國際原油價格一直上漲，由于價格管制，國內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價格，導致煉油環節出現虧損，煉油企業缺乏積極性。還有，我國高耗能企業比重過大，和我國電價偏低有直接關系。還有一塊是環境成本。其三，我國經濟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對我國影響越來越大。隨著中國、印度還有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斷上升，導致初級產品進入一個成本上升的周期，鐵礦石、原油、糧食等價格已經進入上升通道。在我國對外開放度已經較高，初級產品對外依賴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必然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

　　三聯生活周刊：一般人在分析通脹時，會習慣引用弗里德曼“歸根結論是一種貨幣現象”來解釋并尋找應對之策，但顯然你認為我們目前面對的通脹壓力更重要的因素是結構性的。

　　劉世錦：從我們上面所說的三個因素來觀察，我國未來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這些因素是推動我國目前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對付的因素。

　　三聯生活周刊：那么，這一格局是否意味著我們的低成本優勢已經失去？

　　劉世錦：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意味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要素成本的上升。維持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低成本優勢的削弱將會帶動劇烈的結構調整，企業和產業將會進入一個分化和重整期。當然，低成本優勢的削弱以至缺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較長時期內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

　　創新：升級路徑

　　三聯生活周刊：顯然，你用結構變遷的方式對通脹進行分析，表明將目前不斷上升的CPI僅僅看做一個短期的經濟現象也許并不明智，那么，我們當如何應對？

　　劉世錦：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能夠轉化為大范圍、持續的物價上漲，將取決于生產企業消化成本上漲的能力，關鍵是生產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也就是說，存在著要素成本上升速度與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之間的比較或者“賽跑”。對于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可以從短期和中長期兩方面來考慮：短期看，因為當前通脹的勢頭比較猛，要采取措施把這種勢頭控制住，使價格上升平緩，處在一個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圍之內，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從中長期講，解決這一難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的手段，而現階段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是創新，這就要求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中長期看，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削弱以后，需要通過創新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三聯生活周刊：以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否意味著技術與產業升級最為關鍵？

　　劉世錦：應當強調的是，我們講自主創新，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組織、體制和政策上的創新，比如企業內部管理方式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創新等。在很多情況下，沒有這些創新，技術創新也出不來，出來了也用不上、用不好。

　　三聯生活周刊：創新特別是自主創新，在目前中國內外資并存的格局下，似乎存在著一些爭議，比如自主創新跟合資企業的關系將如何定位？

　　劉世錦：這個問題應當從全局和戰略的角度來觀察與理解。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和以內資為主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當然，第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和以內資為主的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研發，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并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還是應該鼓勵他們向中國轉移？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前面在分析中國經濟“要素組合優勢”時，曾論述“成熟技術的引入和擴散”與“市場成長以外延擴張”為主，這意味著利用成熟或傳統技術的中國企業，其行為模式是重營銷輕研發，這是我們過去的“成功”的路徑。而目前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國企業會不會對過去的路徑形成依賴，而難以進入創新通道？

　　劉世錦：強調技術上的自主創新實際上是一個老話題了。現在需要回答的是：為什么講了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進展，新形勢下如何才能取得突破？這兩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問題，即我國自主創新的實質性進展需要哪些條件？首先要有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過去20多年的增長模式，是以較低水平的需求和產業結構為背景，所需大多是成熟的中低技術，可以主要通過引進解決。在“先占市場”和“自主創新”之間，大多數行業中的大多數企業不論在追求效益的動機上，還是實際能力上，往往選擇前者而不是后者。隨著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優勢趨于削弱，以中低技術占領市場的空間日趨縮小。成本上升背景下企業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經濟的持續增長，都需要通過創新來增加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提升產業結構。這意味著拉動自主創新的市場條件正在形成。缺少這樣的市場條件，正是過去長時間內自主創新未能取得大的進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其次，中國大規模制造能力和產業配套條件的形成與改進，這將有利于巨額研發費用的有效分攤，從而使自主創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研發投資的回收更有保障。這是在技術成熟產業中從事核心技術研發的重要條件。目前中國已有100多項重要的制造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還有更多的產品生產已經達到了承受巨額研發費用的規模。這就為我國諸多產業從制造環節向核心技術研發環節拓展創造了重要條件。較高水平配套產業群的形成，是一批技術復雜、零部件較多的產品在核心技術突破后能夠迅速產業化的重要條件。以往我國有一些重大技術成果被束之高閣，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不具備配套能力。最近幾年，我國一些重要產業和產品的配套能力得到了顯著增強，有些已經達到或接近了國際先進水平。如果此時國內企業在核心技術上有所突破，將有現成的產業鏈支撐其產業化和市場化過程。-

　　(資料收集與錄音整理由實習記者梁德學與徐木子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