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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中，我國對水污染治理投入了大量經費，收效卻同公眾預期差距較大。審計署日前發布調查結果，歷經6年時間、投入資金910億元的“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體水質依然較差，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質仍為Ⅴ類或劣Ⅴ類。

　　在水源污染日益惡化、治理收效尚需時日的情況下，我國居民何時才能喝上放心水?

　　近日，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副會長邵益生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現有的水源條件下，依靠改進水廠凈水工藝、設施，改善供水管網，也可提高水質，保證供水安全。他透露，即將出臺的《2009-2012年城市供水水質保障和設施改造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的目標就是瞄準在現有源水水質條件下實現飲用水水質達標，預計3年內將會有上千億元的巨額投資。

　　據邵益生分析，“十二五”供水安全面臨的挑戰來自三個方面：能否有效遏制水環境的惡化趨勢，并盡快改善水源水質;如何盡快改造供水設施，提高凈水技術、工藝和管理水平;如何快速提高水質檢測能力，進一步加強政府監管力度等。

　　據介紹，《規劃》的重點是凈水工藝設施改造、供水管網改造以及提高水質檢測監管能力等三方面。邵益生認為，這是提高我國飲用水水質的一次機遇。

　　三方欠賬致飲用水安全存隱患

　　水源污染是飲用水安全的最大隱患。但是，水源污染治理卻存在著投資巨大、見效緩慢的特點。

　　北京桑德環保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在同《科學時報》記者談到“三河三湖”工程時表示，其投資規模和治理時間決定了該工程不可能徹底解決當地的水污染問題，水治理必須得堅持相當長的時間。

　　清華大學環境系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向《科學時報》記者介紹，一直以來，我國飲用水安全問題主要是三方面欠賬導致。除了源水污染嚴重，我國還存在供水設施落后、管網老化、漏失率高、污染嚴重等問題。這三方面的不健全導致我國居民的飲用水安全存在很大隱患。

　　為解決水的問題，“十一五”期間我國出臺了1個標準、5個規劃和1個重大科技專項，力圖最終形成從源頭到龍頭的飲用水安全保障技術體系和從中央到地方的飲用水安全保障監管體系。邵益生表示，《規劃》的實施能完善上述兩個環節。他指出，水源污染的問題不能期望近期解決，而中間環節的投資較為直接，能夠較快改善水質。

　　據悉，目前我國大中型城市的水廠基本能保證出廠水質達標。不過，自2007年新修訂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出臺至今，還有相當一部分水廠是按照過去的標準設計，不能達到新的標準。

　　頭尾兩端問題最大

　　除了供水設施不能滿足新的標準，配水管網和二次供水設施這個環節差距更大、問題更多。

　　據統計，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我國城市供水管網不斷老化，有些城市的供水漏失率高達30%以上，嚴重超出國家規定的6%~12%的標準，跑、冒、滴、漏的發生嚴重地影響到供水質量及供水的安全運行。邵益生指出，供水安全在頭尾兩端問題最大，頭就是水源污染，尾就是配水管網和二次供水設施，“風險很大，隱患很多”。

　　他表示，飲用水達標應指居民家中水龍頭里流出的水，而目前供水行業內通行的達標水卻指的是出廠水，缺失了供水末端進入居民樓中的這段。“進入樓里的管網是開發商負責的，管材質量參差不齊，很多不合格。二次加壓的水問題更多，對水箱的管理問題更大”。

　　邵益生指出，離開管網改造談水質達標，只能是空談。

　　一個好消息是，目前我國已有沈陽等城市嘗試鼓勵、授權供水企業延伸管理，接管物業的管網，更換老舊水管，實現到龍頭的管理。

　　據悉，目前這些舉措還只在小范圍進行嘗試。對于企業增加的成本采取了政府補貼、提高水價等多元方式解決。

　　由此，傅濤提出這樣的擔心：如果由企業投入，這部分增加的成本最終勢必會進入水價，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邵益生也表示，導致《規劃》目前尚未出臺的一個焦點問題就在于投資主體不明確。他說，如果中央財政多出一些資金，將大大減少水價上漲的壓力。“為了擴大內需，中央要加大投入，如果投入到改善水質、保證飲水安全這種民生工程上是很值得的”。

　　國產化是未來重點

　　由于檢測能力欠缺，水質是否合格便無從判斷，直接導致了政府監管能力不足。同時，供水企業指導生產需要檢測數據，廣大消費者也期望了解水質狀況。

　　但現狀是，目前我國大多數供水企業的水質檢測能力都不高。邵益生指出，在全國的供水企業中能夠檢測106項國家指標的僅有20余家，全國600多個城市中95%以上都不具備完整的檢測能力;大部分縣城以下供水企業尚未配備基本的水質監測設備，甚至不能對常規水質指標進行檢測。

　　邵益生透露，《規劃》預計在3年內投入30多億元加強監測能力建設。

　　身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主任，邵益生一提起檢測儀器就很郁悶：“現在的大型水質檢測設備幾乎都是進口的，實時在線監測設備也大部分進口。買了儀器之后，使用的耗材價格也很貴。我們整個就是一冤大頭。”

　　心有不甘的邵益生等人在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十一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中專門提出了一個儀器開發課題。結果消息一傳出，外國同類的儀器價格立刻下降。

　　“因此，下一步重大水專項在產業化方面還要加大力度，不僅要產業化，還要國產化。”邵益生說。

　　我國環保產業小且碎，不過一些新興企業還是顯示出了一定的競爭力。如浙江一家儀器制造企業收購了一家美國公司，包括其技術和銷售網絡;海南一家膜凈化技術企業研發了“白菜價”的膜技術，力圖打破國外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壟斷。

　　這些企業都讓邵益生很欣慰。他表示，“十二五”在改善水質的同時會把產業化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將給創新企業一個平臺，以企業為核心推進產業化。

　　作為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文一波表示，任何規劃的出臺都會對行業市場產生巨大影響，因此企業都會格外關注。他期待《規劃》能盡早出臺，給企業和地方政府充分的準備時間和清晰的發展方向指示。

　　邵益生指出，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通常都會有所滯后。他推斷，該《規劃》可能會和“十二五”的規劃合并，成為“十二五”期間的供水安全指導性規劃。

　　對于《規劃》的未來，邵益生躊躇滿志。他說：“在這個規劃上我們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僅出了規劃編制指南，對企業、水廠也有具體的實施指南。我相信，如果按照這樣的規劃進行實施，經費投進去就會較快地出效果，改進水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