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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已經證明，面對當前的經濟低迷，她具有很強的恢復力，但未來并非一帆風順。面對疲軟不振的美國市場需求，為了保持強勁的增長率，亞洲地區富有活力的經濟體必須大力促進國內消費，并采取在環境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未來的亞洲：新的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The Nex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lobalization）一書的作者Stephen Roach如是說。在本視頻采訪中，Roach論述了加強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合作的前景，探討了面臨的風險以及印度和日本等國家的潛力，并思考了 “亞洲世紀”是否終于已經來臨。麥肯錫出版部亞洲編輯Clay Chandler于2009年8月在香港對Roach進行了專訪。

請觀看以下采訪文字記錄。

Clay Chandler：您一直密切關注亞洲地區近幾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并撰寫了相關著作。在您的新著《未來的亞洲》中，您論述了在今后20年里，亞洲地區與過去20年相比將會有哪些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什么促成了這些變化？

Stephen Roach：我認為，過去30年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亞洲的表現非常出色——尤其是中國，而其他亞洲國家的表現也越來越好——遠遠超過了我們在經濟發展歷史中見過的任何記錄。但是，亞洲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出口帶動。而且，為了使“出口機器”始終保持高速運轉狀態，需要對出口平臺進行大量投資。

但是，這種發展模式的有效性正在逐漸喪失。亞洲今后的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消費帶動，其增長動力將更加注重增長體驗的質量，尤其是在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方面。

Clay Chandler：如果我是一家財富500強企業的首席高管，并且正在思考我的全球戰略，我需要如何以一種與危機前不同的思維方式來看待亞洲？

Stephen Roach：我認為，迄今為止，全球的跨國公司主要將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視為一個離岸生產平臺。離岸效率解決方案仍然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擇。但是，真正強有力的增長機會可能在于挖掘亞洲地區35億消費者的巨大潛力。長期以來，這一直是開發亞洲潛力的一個夢想。然而，消費者的動力基本上一直缺失或不足。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對于全球性跨國公司來說，這也是一個超乎尋常的巨大“金礦”。

Clay Chandler：在《未來的亞洲》一書中，您非常樂觀。您提到，亞洲一向積極奉行變革，這正是過去這些年來推動亞洲發展的秘訣。但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人們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話。然而，總的來看，多數亞洲經濟體又回到了它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曾經非常有效的增長模式，這是一種嚴重依賴出口和政府主導投資的增長模式。如今的經濟狀況與此有何不同？

Stephen Roach：支撐出口模式的外部需求現在遇到了麻煩。因此，即使亞洲有歷史上最優秀、最高效的生產商，外部需求也不會像過去那樣源源而來。因此，如果亞洲希望繼續增長，如果亞洲希望不斷發展，如果亞洲希望持續提高其35億消費者的生活水平，它就必須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內部需求。因此，完全可以歸結出以下事實：亞洲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選擇已經前所未有地縮小。她別無選擇，只能更多地依賴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的需求。

Clay Chandler：讓我們來談一談亞洲地區另一個規模龐大、增長迅速的經濟體——印度。

Stephen Roach：我認為，在印度，微觀情況一直都非常不錯：有眾多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企業；有受過良好教育、使用英語、IT素質很高的勞動力；有相當完善的市場機制；有相對穩定的金融機構；法治和民主健全。印度的微觀層面從來都不是問題。

印度真正的問題主要在于宏觀層面——儲蓄不足；外國直接投資相對有限，尤其是與中國相比；當然，還有極其糟糕的基礎設施。印度的宏觀狀況實際上正在相好的方向轉變。在過去三四年間，印度全國的儲蓄率已經從百分之二十幾的低水平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幾的中高水平，盡管仍然低于中國的儲蓄率水平，但對于印度來說，這已經是一個巨大進步了。

外國直接投資也大幅度增加——盡管仍然沒有達到中國的水平，但與印度的歷史水平相比，確實有了巨大的進步。

支撐印度的第三根支柱是其政治局勢。 5月中旬的選舉將印度共產黨從新的執政聯盟中掃地出門，使改革派終于有機會兌現他們在五年半以前第一次上臺執政時就做出的承諾。我認為，印度實際上可能是亞洲未來幾年中真正的“沉睡巨人”。而恰在此時，大家都在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鼓噪和興奮。

Clay Chandler：如果不同時考慮亞洲最大經濟體的經濟軌跡，你實際上就不可能談論亞洲的未來。當然，這就是日本。多年來，日本的經濟幾乎一直處于嚴峻的低迷狀態。但現在，日本已經有了一個新政府。

Stephen Roach：是的，你知道，日本就是一個實例，可以用來說明，當經濟發展非常繁榮時，一個巨大的資產主導型投資泡沫突然從內部破滅，在經歷后泡沫時代的余波時會發生什么事情。

但是，日本陷入后泡沫時代已長達20年，而且，正如你所言，現在還不清楚它是否已從長期休眠狀態被真正喚醒。日本的經濟仍然非常依賴出口。它的兩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和中國——并不能為它提供太多的支持。日本的消費者受到人口年齡狀況、資金無著落的養老金債務的極大局限。它仍然是一個儲蓄意愿非常高的國家。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促進資本支出的動力，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同樣是由與中國相關的新的出口所推動，目前，這種推力中斷。最終，日本會出現嚴重的領導力問題。因此，結構性問題、這種長期存在的后泡沫后遺癥以及領導力問題結合到一起——我擔心，日本經濟將很難積極地向前發展。

Clay Chandler：在整個亞洲，進一步一體化和進行更多協作的前景如何？在您的書中，您談到了所謂“泛亞經濟框架”的出現。這一框架將會是什么樣子？

Stephen Roach：我認為，這種框架的基本構件正開始各就各位。在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中，一體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這一供應鏈包括了亞洲地區大部分規模較大的經濟體——從日本到韓國，到臺灣——目前，這些經濟體對向中國出口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對其任何其他主要貿易伙伴（包括歐洲或美國）的出口。因此，一個日益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的物流配置正開始形成。

但在這里，我也想說，對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真正挑戰將是：將經濟結構逐漸從外部主導型經濟轉向內部主導型經濟。當亞洲的消費開始增加，并且消費的產品越來越多地來源于亞洲生產商，那才是一種真正的、強大的協同效應。我認為，這種協同效應可以將亞洲地區帶向未來的目標。

Clay Chandler：您認為，“亞洲世紀終于到來”這種說法是否合適？

Stephen Roach：我的《未來的亞洲》這本書的中心前提是，現在就打開香檳，慶祝并宣布“亞洲世紀”的到來，還為時太早。那是重大頭條新聞、也可能是新聞紀錄片的素材，而未來的亞洲應該是一個發展更均衡的亞洲，一個能將亞洲消費者帶入發展“方程式”之中的亞洲，這才是“亞洲世紀”所需要的。在我看來，如果“亞洲世紀”只是亞洲的生產商或出口商把東西賣到其他地方，那么，它將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形象。在“亞洲世紀”，亞洲國家應該為亞洲的國內市場——而不僅僅是世界各地的市場——生產產品。我同樣認為，在我們看到這一目標實現以前，慶功的香檳酒將不得不先儲存起來，等待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