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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寒風呼嘯。豫西北的一個小村莊里，我輾轉難眠。彼時的我，剛剛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心里燃起的那團火，指引著我走出這片土地，追尋自己一直渴望的學問。

1979年，我考入鄭州大學政治系，后因分科轉入哲學專業。

第一次接觸哲學的世界，那些關于存在、矛盾、實踐、人的哲學觀念深深吸引著我。大學期間，我到圖書館閱讀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笛卡爾、盧梭、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如饑似渴，是個十足“書呆子”。

隨著學習和思考的深入，我體會到哲學能使我們用“兩只眼睛”看世界：主觀與客觀、感性與理性、本質與現象、真理與價值、對立與統一、抽象與具象、規范與實證、宏觀與微觀、部分與整體、道與術，等等；我領悟到哲學雖無小用但有大用、雖無淺用但有深用、雖無近用但有遠用，它是幫助我們穿透日常生活表層、抵達底層邏輯的“覺醒工具”。

1983年，我考入吉林大學哲學系攻讀哲學碩士學位。在那片遼闊的土地上，我有幸遇到了對我學術影響深遠的高清海、舒煒光、鄒化政、張維久等哲學教授。當時都是這些學術一流、影響較大的教授給我們上課。長春的冬季很長，“貓冬”讓我有了更多時間讀更多書，尤其是讀經典著作。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毛澤東的著作，我一本一本地讀。在哲學系老師的引導下，我開始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研究關于人的存在、人的本質與人的解放、人的發展等問題，認為馬克思所開辟的哲學道路，是“實踐生成論”。

而后，我離開黑土地，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師從黃楠森教授。黃楠森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的泰斗，是人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他的“經典閱讀”“文本解讀”與“嚴謹治學”“人格魅力”對我影響很大。在北大的求學時光，我不僅深入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廣泛涉獵西方經典，學術視野不斷拓寬。這一時期，我持之以恒地研讀經典文本，也開始關注現實生活，堅持“用哲學思考問題，用學術支撐思想”的研究風格與為學理念，把人學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方向。畢業前夕，我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學進修，那時的蘇聯也在研究人的問題與人學，這使我對人學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人學是我真正開啟學術道路的起點。回國后，1989年，黃楠森與我合寫了學術論文《關于建構人學的若干設想》，在《社會科學戰線》發表。這是我國學術界最早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關于人學研究的學術論文。在黃楠森的指導下，我專注于馬克思人學理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建構。我的博士論文《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發微》是國內較早研究人學的學術專著，為我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從1986年到1996年，我用10年時間從學術上進行“人學理論”建構，完整闡述了“哲學形態論”“人學理論建構論”“人的存在論”“人的全面發展論”和“人格轉型論”等理論。我深刻認識到諸多學術理論和現實實踐問題，最終都要回歸到“人”的原點上來破題。

1990年初，我進入中央黨校工作。其間，我的學術研究方向轉向用哲學方法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邏輯。在中央黨校任教的日子，我越來越體會到：學術研究不僅要“仰望星空”，更要“腳踏實地”。

從田間地頭到學術殿堂，從哲學理論到關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實踐，我始終將個人的學術追求與時代發展、國家命運連在一起。我研究人學的現實目標，就是使人成其為人。在閱讀大量相關文獻與自己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我逐漸認識到，人要成其為人，一靠道德，二靠能力。沒有道德，人連動物都不如；缺乏能力，那就人力不如牛、人跑不如虎。對道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而對能力問題，中國哲學史上相對研究不夠。1992年后，中國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人的能力問題也越發凸顯出來。我敏銳察覺到這一問題，開始從哲學上研究人的能力與社會歷史發展的關系問題，提出了“能力本位論”，很快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注。

1992年，我到基層掛職鍛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我發現，社會轉型中的許多問題，人的創造能力發揮的阻滯問題，其中之一就源于傳統的社會層級結構。于是，我提出了“社會層級結構理論”，認為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敏銳捕捉到時代需求，開始從哲學上潛心研究“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話語，提出“中國道路具有本源意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一定意義上就是道路探尋史”等觀點，成為這個領域研究的代表性學者。

后來，我擔任了中央黨校科研部主任。我把中央黨校的青年學者組織起來，編著了《中國道路能為世界貢獻什么》一書。這本書不僅被列入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而且列入中華外譯項目，被翻譯成十余種外文出版，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我從2022年起，便開始從體系和學理上深入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聚焦研究其中蘊含的“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從中國式現代化到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習近平文化思想與新的文化生命體”“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化和文明的關系”等重大問題，力求從歷史方位、研究對象、體系主干、核心原理、標識范疇、哲學根基、原創貢獻等所構成的框架入手，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呈現出來，也力求把“西方中心論”的理論體系、話語體系、標識范疇揭示出來。其間，我最大的體會和認知就是，自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我們主動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邏輯框架，解構“西方中心論”，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是最為重要的！

從哲學到人學，經對能力問題的哲學研究，再到對社會層級結構的哲學研究，進一步去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話語，進而再從體系和學理上深入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至今又注重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研究21世紀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這些研究主題依次遞進而又相互纏繞，構成了我學術人生的完整來時路，并始終與時代發展脈搏、同黨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學術研究風格越發突出，那就是“用哲學思考問題，用學術支撐思想，用思想反映時代，用理念引領發展”；學術研究的分析框架與治學方法也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問題意識—文獻梳理—分析框架—獨到觀點—系統論證—原創理論—學術規范—話語表述”。

歲月顯老、學術年輕。于我而言，60歲到80歲是“學術黃金期”。我會充分利用這個時期，全力以赴致力于“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化和文明的關系”的研究，為構建中國理論貢獻學術力量。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