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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發(fā)表已經五周年了。五年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此為指針，展開熱烈深入的探討，就如何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發(fā)表了許多有啟發(fā)性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設想，形勢令人鼓舞。這里，我想就自己的學習和思考，講幾點認識，和同行們討論。

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講到“學習”問題時，提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要求。其后，他在《反對黨八股》這篇文章中，再次強調了這一要求。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針對當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理解和運用，以及黨的干部工作作風和學風文風而提出的要求，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自信和中國文化的自信。歷史發(fā)展到今天，中國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從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任務和發(fā)展前景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重要論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對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文化中的價值和歷史地位的自信，是對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繼承和發(fā)展。

從歷史學領域來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艱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道路，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當今的史學工作者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新時代和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如何實現(xiàn)“三大體系”建設的目標，是一個莊嚴而光榮的歷史使命。這個目標應與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相一致，與中國國際地位、國際影響相一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相一致。生活在當代的中國學人，應自覺對這一歷史使命的價值和意義形成共識，不斷推進“三大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xiàn)繼承性、民族性，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幾十年來，我從事中國史學的研究，為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而感嘆、自豪，對于彰顯繼承性、民族性的特點，自然多一些思考。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史學具有連續(xù)性發(fā)展的特點，可讓今人作貫通的考察，進而揭示它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這種對規(guī)律的認識更能啟發(fā)今人的思考。二是中國史學具有多種社會表現(xiàn)形式，加之官修史書和私人著史相結合，歷史撰述的內容和類型豐富而多樣，這是展現(xiàn)中國史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基礎。在此基礎上，逐步做好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使古代史學能與現(xiàn)代史學貫穿起來，現(xiàn)代史學得到古代史學優(yōu)秀遺產的滋養(yǎng)，古代史學從現(xiàn)代史學中獲得新的生命力。這樣的史學內涵和史學面貌，是當代史學工作者所期待的，自應為之而努力。

當然，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尤其在理論建設方面，不應是封閉的，而應具有世界視野。所謂世界視野，既不是妄自尊大、菲薄他人，也不是唯外國學人是從、跟著別人走，而是互為參照、突出特色，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三大體系”建設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需要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一家之言”與“百家爭鳴”的關系。由于學科門類的不同，所擁有的學術資源的不同，以及目前在理論層面上準備的不同，各學科在研究方法、路徑、進展情況等多方面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各學科在追求共同目標的前提下，自然會出現(xiàn)“一家”和“百家”的關系。若干個“一家”做得好，“百家”自然“水漲船高”；“百家”的水平高了，也會帶動“一家”的提升。這是一個辯證發(fā)展過程，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發(fā)展過程。二是注重研究成果的積累，即把理論探討與實際研究成果的積累結合起來，使“應該做”“怎樣做”和“已在做”結合起來，盡可能把已經明確了的理論認識落實到具體的撰述成果上。各學科的研究成果積累多了，“三大體系”構建的學術大廈就越來越牢固、越來越雄偉。三是始終堅守“自我”。所謂“自我”，即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有的學科歷史資源少一些，講學科建設難免要從外國（主要是西方）說起，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還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我以為，這就是堅守“自我”。堅守“自我”不意味著封閉，而是堅守中國特色的立場和本分。我們通常說的世界眼光、世界視野，也是在這一立場和本分的基礎上展開和延伸的。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表述：關于中國學術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中中有外”，即中國學者的著作中有外國學術作參照，使之成為研究著作中的一個部分。此外，這種“參照”還可以有多種形式，或是把參照的內容作為注釋，或是把參照的內容作為研究成果的附錄。總之，堅守“自我”，彰顯中國特色并具有世界視野，可以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中國學者關于外國學術的研究則可概括為“外在中中”，即外國學術在中國學者的專門研究著作中得以表述。

“三大體系”建設是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使命。當代中國學人將為此不懈努力，作出應有貢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