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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創新發展，正確認識形勢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準確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與條件。

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底”在何處？從高速增長回落后前景如何？這是我國在“十三五”時期直接面對的重要問題。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直觀地看是由以往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背后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體制政策的系統性轉換；從長期增長過程看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長的平衡轉向中高速增長的平衡。這一平衡的實現，將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從需求側看，高投資要觸底；二是從供給側看，去產能要到位；三是從中長期看，新動能要形成。

在經歷了６年多的增速放緩后，上述３個條件正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資的三大需求，即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出口正在趨于穩定；去產能有所進展，工業品出廠價格開始反轉回升；盡管新增長動能在規模上還無法完全對沖舊動能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長質量效益、擴展發展空間上呈現好的勢頭。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已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兩年成功觸底。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Ｖ型或Ｕ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而是穩住了，進入Ｌ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從國際經驗看，這一平臺有可能穩定５－１０年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從而為我國實現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更長遠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固基礎。

筆者認為，質量追趕階段需要更多依靠創新發展。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約為８０００美元，發達國家人均ＧＤＰ超過４萬美元。要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趕應完成于中高速增長期。如果說過去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數量追趕，那么，進入中高速增長期后則主要是質量追趕。

與數量追趕期相比，質量追趕期的一個特點是外在的變化趨緩、追趕難度加大，主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一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在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生產率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行政性壟斷，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仍然會在傳統產業釋放出規模可觀的需求，特別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資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收益，化解潛在風險。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潛力最大的領域。

二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水平；將從行業標準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動精致生產的制度和文化建設。

三是加快創新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區別在于，產業升級中的大多數內容，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國也要跟著有；而創新則是從無到有，我國與發達國家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入質量追趕階段后，創新是否足夠活躍，特別是創新成功的概率是否足夠高，成為能否實現質量追趕階段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因素。

因此，需要著力解決加快創新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首先，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政府應更“聰明”地發揮作用，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使他們能夠安心從事研發活動；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吸引創新要素聚集和優化配置；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相應改革教育和研發體制；深化金融改革，為創新提供全鏈條的金融支持等。

其次，使資源更多地流向創新活動。盡管當前服務業所占比重已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創新活動的重心所在。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創新驅動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服務業中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吸引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削弱創新發展的能力，甚至導致金融和經濟大幅波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的經濟泡沫，把資源盡量引導到有利于促進創新、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第三，鼓勵各地開展創新競爭。創新要素是流動的，只有吸引到更多創新要素的地方，才會擁有更多創新成功的機會。大量創新出現在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但是，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并非人為指定，而是在競爭中形成。地方競爭是我國以往發展的重要動力，新階段應使改善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應給地方和基層更大的創新試驗空間，鼓勵形成各有所長、特色鮮明的創新模式。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