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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一石激起千層浪，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引發美國金融市場大幅震蕩。在面臨如此內憂之際，按照以往美國政府的慣例，通常會選擇貨幣匯率政策向其他國家轉嫁壓力，如前期大幅降低利率，刻意放縱美國貶值，雖然承擔了大宗商品價格猛漲帶動全球通脹壓力加劇的負面效應，但是卻從美國貿易條件改善中獲取了實體經濟的收益。正負相抵之下，美國政府通過輸出通脹來轉嫁金融經濟危機，并獲取了經濟總體的穩定。
而如今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原油期貨價格跌到100美元/桶之下，通脹壓力有所舒緩的情況之下，重拾降息的利率政策，并有意無意地誘導美元貶值并非不無可能。事實上在布什講話之后，美元對日元旋即走低。
美國的政策選擇對于中國而言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如何應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博弈是擺在中國決策層面前的一道難題。首先，迅速實現貨幣政策及其相關配套政策的轉變。在全球央行均采取托市救國行動之際，單靠調低“兩率”--1年期貸款利率降低0.27%、存款準備金率降低1個百分點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如果考慮到中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惜貸”問題，調低“兩率”也未必會達到央行預期中激活實體經濟信貸供給的作用。
因而，盡快打通央行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傳導機制，也即商業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效率堪稱當務之急。其中包含中小企業有效的信貸擔保和拍賣機制、節能環保產業的金融促進機制等等。尤其是如果通過信貸支持，改善企業經營管理能力與產品創新能力，并最終實現中國經濟的高附加值和高市場競爭力，擺脫單純的勞動力密集型競爭才是發展中國經濟的治本之策。
其次，從有利于自身經濟保持穩定的角度選擇有利的匯率政策走向。推動以往人民幣匯率單向升值的政策取向，將人民幣匯率政策收歸己用，抵御外部經濟的沖擊是目前保護民族出口產業的必備政策選擇之一。如果美國政府在匯率方面能通過貨幣政策與市場宣言等形式間接干預，以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變動，那么中國在這方面同樣有所作為。當然這方面的政策方向并非是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通過市場化的機制合理引導之。
再次，在美方要求的金融市場開放領域有所保留。雖然金融市場與資本項目開放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但是從短期應對危機的實際效果來看，穩步開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傳導強度。其他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泰國等國家的歷史也表明過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會形成對本國貨幣和匯率的連續沖擊。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掌握有利的時機實行金融市場開放是決策層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作者是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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