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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國際市場上以農產品、能源產品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的硝煙開始彌漫。世界經濟已經偏離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軌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全面通脹風險。

　　硬幣的兩面：誰制造了全球通脹?

　　實際上從2001年以來，由于主要經濟體為刺激經濟增長普遍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國際市場主要大宗商品價格都迎來了上漲周期。2001年美國進入降息周期，到2004年5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5.50%逐漸下降至1.00%;歐元區利率則在2001-2005年11月從4.75%下降到2%;而日本也把零利率(0.10%)從2001年9月保持到了2006年6月。同時，主要經濟體GDP均實現了從恢復性增長到較快增長。這期間，CRB指數上漲3倍多，其中石油價格上漲8倍。2007年以來，由于美國為應對次貸危機而繼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連續大幅度降息(從2007年8月開始，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陸續下調至2008年4月份的2%)，并為市場注入流動性，美元急劇貶值。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市場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已經上漲1倍多，油價也已經上漲近1倍。由于美聯儲仍然有降息的空間，預計大宗商品價格將保持上漲趨勢。

　　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反過來增加了主要進口國的成本，惡化了國際收支狀況，推動了CPI、PPI等指標上行。所以，目前的全球通脹既有貨幣發行過度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動的因素，印鈔機現象和輸入型通貨膨脹并行。

　　美聯儲只是對美國國內通貨膨脹負責，而不需要對其他國家的通脹負責。由于大量美元被各國用于外匯儲備并作為國際貿易主要結算手段，美國的貨幣供應大量存在于美國之外，所以我們看到盡管美國繼續執行寬松貨幣政策，美國國內CPI增長并不高，美國實際上把通貨膨脹轉移給了國際市場，特別是其主要的貿易伙伴。

　　但美聯儲降息壓縮了中國抑制通脹的空間，中國國內通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目前，美國、中國的實際利率都為負，日本實際利率為正，但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使日本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的重要來源。盡管歐元區仍然保持正利率，但美國貨幣政策給歐元區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小視。只要主要經濟體之間無法協調貨幣政策，控制貨幣發行，全球性通貨膨脹幾乎在所難免。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成為“通貨”的膨脹的重要結果。這是硬幣的一面。

　　硬幣的另一面是主要大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出現問題。以糧食產品為例，近年來，一些重要的糧食出口國糧食減產，世界性的糧食庫存減少，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的變化則導致糧食需求大幅提高，發達國家用糧食生產生物燃料的行為則進一步激化了供需矛盾。能源產品也是如此。由于剩余產能不足，石油生產面臨峰值考驗，而石油消費則繼續增加，供需矛盾短期內難以改觀。需求強勁和生產的不穩定造成價格暴漲，可以說，天災加人禍造成了目前的通貨膨脹局面。

　　通貨膨脹的治理：無法避免，就得學會應對

　　不同學派對于通脹的治理有不同的藥方，最重要的不外乎3點：一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如提高利率)控制貨幣發行;二是通過財政政策減少總需求;三是工資和價格管制。政策實踐中不會單一地采取某一政策，而往往是以“組合拳”的形式出現。至于效果如何，則取決于經濟管理當局政策執行的藝術性了。

　　就我個人觀點而言，通貨膨脹的治理也要從硬幣的兩面入手。首先要控制貨幣發行數量。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經濟管理當局實際上比較偏愛通貨膨脹。用增加貨幣數量的方式增加政府開支、刺激經濟是政府最常用、最喜歡用也最能立竿見影的辦法。用弗里德曼的話說，“用增加貨幣量的方法資助政府開支，通常對于總統和國會議員，從政治上說，這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辦法。他們能借此增加政府開支，并給他們的支持者和選民們一些甜頭，而且他們無需為了這筆開支而征收新的賦稅，也無需為此向公眾借款”。但通貨膨脹使得財富重新分配并且顯然有利于債務人不利于債權人，使得價格機制紊亂，失去配置資源的功能。對通貨膨脹形勢估計不足或拖延控制通脹的時機，都將使得通脹繼續積累，后果更為嚴重。不過，政府控制通脹的政策在初期也有很大的負作用，比如可能造成失業率上升、經濟下滑等等。但不控制顯然要比控制的風險更大。

　　全球通脹治理的癥結在于，各國貨幣政策無法協調，某一國家不會為了控制全球通脹而損害本國的利益。這種囚徒困境的現狀加大了治理全球通脹的難度，也蘊含著更大的風險。如美國本國的貨幣政策盡管給全球帶來極大的外部負效應，但美國顯然不會為此負責。

　　其次依然是從硬幣的另一面——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去治理通脹。簡而言之，提高稅率，減少政府支出，減少總需求。由于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對通貨膨脹的“貢獻”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短期內的價格控制雖然有助于抑制通脹，但卻容易被強勢集團利用，成為謀利的工具。歷史證明，價格管制并不是應對通脹的好方子，而增加轉移支付和補貼則是較好的策略。

　　通貨膨脹已經到來，既然已經無法避免，那就得學會應對。中國應對通貨膨脹首先也必須控制貨幣發行。要繼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和準備金率，控制信貸規模。需要注意的是，提高利率并不必然引發熱錢更多流入。不能因為擔心熱錢流入而在貨幣政策上畏首畏尾，資本管制與貨幣政策操作完全是兩回事。人民幣匯率也不是簡單的升值還是貶值的問題，而是應該在匯率制度上進行改革，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制度，而平價的問題交給市場。

　　財政政策要有緊有寬。一方面可以考慮重新采取對居民儲蓄貼息保值的做法，回籠資金。另一方面要適時地取消對大宗商品在國內市場流通的價格管制，并輔之以轉移支付和財政補貼等政策手段，繼續加大對農民、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以及關系社會穩定的離退休群體、退伍軍人群體的補貼。特別是要繼續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恢復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中國的糧食管理體制基本還停留在大一統的體制之下，流通體制不暢造就了壟斷利益集團，也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降低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在國際糧價飛漲的情況下，中國竟然還會出現谷賤傷農的怪現象，我們不能不檢討這些年糧食體制改革當中存在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對生產要素價格的控制不能抑制通脹，人為壓低資源價格既可能導致該商品短缺，同時也可能導致對該商品的過度需求，惡化通脹形勢。比如壓低能源價格，不允許石油產品漲價導致油荒，并且間接鼓勵了對燃料油(4625,-24.00,-0.52%,吧)的消耗。回歸市場化定價則是治本之策，盡管資源價格市場會在短期內帶來通貨膨脹壓力，但長期來看，價格上漲會抑制需求反而有助于減緩通脹。以暫時的價格上漲換取通貨膨脹的減緩是值得的。在這個問題上，經濟決策者要有寬廣的胸懷和敏銳的眼光，擺脫各種利益集團的束縛，為國家和人民長遠發展計，果斷作出決策。

　　現在看來，“通貨”的膨脹已經導致了通貨膨脹。潮水已經襲來，但防潮的堤壩還沒有筑好。可行的辦法是拿起身邊能夠遮擋潮水的工具，找到新的躲避之所，并為那些不幸的被潮水吞噬的人們拋撒救生圈。而當潮水退去，我們必須重新學會未雨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