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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不移謀創新之二

    2010年，“自主創新”成為中美政治經濟領域關注的焦點。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我國政府秉持的自主創新戰略成為美方質疑和批評的焦點，美國高官也對中國各級部門提出的“自主創新”政策表示“關切”。與此同時，美國商會的一份分析報告也將矛頭直指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是否放慢我國對外開放的腳步，貿易保護主義是否抬頭……由此引發了國外輿論的種種猜測和質疑。為此，科技日報記者專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教授，請他就此發表自己的看法。

    “很難想象，離了開放，何談創新”

    科技日報：很多外國人一提到中國的自主創新，總認為自主是排他的、封閉的，與開放是矛盾的。

    薛瀾：不能否認，真正的創新確實需要自主。因為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它們通過什么方式把好的想法變成產品、怎樣進行研發、如何開發和使用專利等等，都是企業根據市場環境自主做出的選擇。但在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自主創新”又必須是開放的。

    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制定之初，專家也有爭論，但最終規劃還是明確提出自主創新的政策。這是基于當時我國科技經濟發展整體狀況做出的一個判斷。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很大程度上是從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起步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主要從事加工貿易出口，各地的開發區、高新區也是以引進國外技術為主。不可否認，在當時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這種特定模式對中國經濟起到推動作用。但也致使中國的企業形成了一種技術依賴的慣性，以原始設備制造（OEM）、裝配貼牌等作為穩定的獲利方式和經營模式，再加上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造成了我國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基本依賴進口。

    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的一般加工工業技術含量低、環境污染嚴重、附加值低、利潤薄。這不是中國工業化的最終目標，只是工業化過程的一個階段。提出自主創新就是要鼓勵引導部分企業跳出這種模式，主動開發產品適應市場需求，讓它們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轉型。 

    特別是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機的外部壓力和基礎生產要素價格上升的壓力，已經成為“倒逼”中國企業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自主創新是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必然選擇。這個大的導向并沒有問題。但有一點必須清楚，在今天的環境下，創新一定是開放的，沒有哪個企業、哪個國家能夠關門創新。離了開放，何談創新。創新全球化是中國自主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覺得產生對自主創新的誤解有字面翻譯的問題，如用“Self innovation”、“independent innovation”，容易讓外國人將自主創新理解為完全自我地、排他地、獨立地創新。我個人傾向于indigenous innovation這個譯法。這需要進一步解釋、溝通和交流，消除誤解。

    科技日報：對中國自主創新的攻擊，僅僅是源于翻譯或理解上的偏差嗎？還是一種借口、手段或者戰略的需要？中國的成長和崛起，必將引起別國的警惕。

    薛瀾：是的，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國外也有各種擔心，并出臺一些分析報告，對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進行不恰當的解讀。如：把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理解為中國鼓勵企業去偷技術；把鼓勵自主創新看成中國要進行市場壟斷和封鎖，把外國企業排斥出去等等。這些不實的解析，不排除有迎合國外政治情緒的色彩。

    科技日報：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們對外資企業實行的是超國民待遇，比如，外國企業在中國進口設備可以免稅，外資企業所得稅在中國享受減免等優惠政策。當我們逐漸調整政策時，長期享受優惠條件的外資企業，自身是不是反而不適應這種“平民”身份了？

　　薛瀾：的確是這樣。我們的地方政府一直是很歡迎外資企業的，并給予各種優惠條件。其實，在中國最受壓抑的是本土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它們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為了打破這種不平等的經濟格局，國內相關政策最近幾年逐步調整，日漸公平，當外資企業已對超國民待遇習以為常時，要逐漸解除特殊優惠條件，他們肯定會不適應，也會對一些政策問題敏感甚至反應激烈。這可以理解，關鍵需要我們加強溝通。最近國家領導人和相關政府部門也對我國相應的政策做出了進一步的澄清，就是為了緩解這種擔心。因為，中國今后的創新與發展都繼續需要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種企業的努力。

    中國正在成為創新的沃土

    科技日報：您剛才提到一個論斷，創新全球化是中國自主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何以見得？

    薛瀾：2009年我國國際科技論文總量居世界第2位，發明專利的授權量居世界第4位。這說明我國自主創新的政策導向正在發揮作用，而這種發展本身就是開放合作的結果。例如，中國和美國在科學研究方面有著非常廣泛的合作。1978年—2007年，中美合著科技論文累計達到55620篇，每年中美合著科技論文占中國SCI國際科技論文的比例居各合著國別之首，30年年平均比例達到8.51%。與其它國家的科學研究合作中國際合作論文數量一直在攀升。

    科技日報：開展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可能更容易達成共識，可一旦涉及到經濟，就必然涉及到利益。現在國外有一種“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論”的批評，而有人認為“投資環境惡化”正是自主創新的結果。您如何看？

    薛瀾：當今經濟全球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產業研發的全球化，這是全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而中國恰恰是產業研發國際化最重要的舞臺之一。跨國公司最會判斷市場機遇和環境。如果中國沒有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的創新環境，如果中國沒有良好的創新基礎設施和優秀的科技人才，跨國公司絕不會輕易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近年來，隨著建設創新型國家目標的提出，中國政府致力于改善創新環境，出臺了金融、稅收、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勵中國境內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開展創新活動，促進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創新活動。我想舉一組數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產業研發投入2000年達到中國產業研發投入的20.5%，2004年達到27.1%，上海的產業研發投入中，超過3/4都來自外資企業。2004年至2005年間，超過一半的主要跨國公司都在中國和印度設立了研發中心。據統計，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研發中心發展迅速，2001年少于200家，2005年是750家，2010年已經達到3300家。這些數據應該足以說明問題。

    國外有些政客比較喜歡攻擊中國的貿易問題，因為這樣容易在本國政治上得分。我還是想以一組數據舉例：分析中國與美國的高技術產品貿易。根據美國海關的統計數據，2006年中國在高技術產品（ATP，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領域中對美國產生了410—490億美元的順差。但進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國對美國的高技術產品順差超過95%來自加工貿易，而這些順差超過90%都是由外資企業產生的，因此，可以說中國高技術產品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產物，而經濟全球化的主角——全球主要的跨國公司是這個過程中最大的獲益者。

    從科學論文、研發活動和高技術產品貿易的分析得出，中國自主創新的過程是國際合作與開放的過程，也是國際科技界和各國企業共同分享收益的過程。有些無謂的指責與事實并不吻合，如果把這些誤解和錯覺上升到政治層面，就把問題弄復雜了。

    從政策的宣示到執行，還需要探索和積累經驗

    科技日報：國外一些輿論質疑的焦點，往往具體落實到自主創新政策。而這個問題爭論的核心是，這些支持自主創新的政策是否體現了非歧視的原則？

    薛瀾：推動自主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踐起來非常困難。我國科技體制改革長期針對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但是通過什么政策推動企業（包括大型國企、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進行自主創新，還是一個全新的命題，政府經驗不足。運用哪種政策工具更合適，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中國的科技管理部門以前比較多的是設立各種科技計劃來推動創新，現在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影響面廣的普適性的優惠政策，如稅收抵扣、自主創新產品認定等來幫助扶持企業。自主創新產品認定政策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夠逐漸扭轉政府采購中的一種慣性——為了免責，在無差異的同等條件下，更愿意優先使用國外的知名品牌的成熟產品。但任何新產品出來必須有逐漸試用、改進的過程，所以出臺這些政策的本意是扶持自主創新企業的新產品，增強市場的競爭活力。

    可是，政策從宣示到具體執行有個過程。因為這不單單是科技管理部門能夠解決，還需要協調各部委的工作。同時，政策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如優惠政策實施量化標準的適用性，是否與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全球管理專利技術的體制和組織架構沖突，不同部門產業政策是否存在矛盾。這都需要進一步探索，要保持相關政策的連貫性、透明性和執行的低成本。比如說，在政策出臺之前，廣泛征求不同群體的意見，進行相關法律規則的審查，讓政策的具體條文符合WTO規則等等。

    總體來說，對自主創新概念的理解已經是非常廣義的了，包含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其次，即使是跨國公司，只要產品是在中國本土創新的，也算自主創新。這應當可以消除外資企業的顧慮。

    科技日報：其實，各個國家都支持本土創新和企業創新，優先選用本國先進產品也都是通例，為什么我國的自主創新產品認定遭受到輿論壓力。能談談國外的做法嗎？

    薛瀾：不同國家在其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創新政策的手段不同，日本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時，采取的反向工程和限制專利許可費的上限等，這些在當時執行的政策從現在的角度看就有問題了；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比較強調自主積極性，對外資高度限制，如果按照今天的WTO規則也許會有問題；美國上個世紀80年代感到日本的競爭，成立半導體技術聯盟，與日本抗爭，從而保持技術統治。美國航空制造業、計算機、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等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政府政策如政府采購給予了第一推動力。

    對于這些政策利弊對錯的判斷需要根據這些政策產生的具體經濟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來分析。同樣，對于中國在有效的創新政策方面的探索，也應該在更好地了解這些政策的背景后再下結論。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創新是非常開放的，創新環境也在不斷改善，為外資提供了巨大的利潤機會和市場空間。中國政府推動中國企業（包括在中國經營的跨國公司）轉變發展模式，加強創新能力，從長遠來說對國際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是有利的。不能刻板地按照發達國家今天發展的情況，輕易地把中國政府推動創新的政策空間完全限制掉。中國政府也應該積極總結分析各種政策工具的利弊，提高推動創新政策的效率。

    政策和機制仍需加強溝通

    科技日報：那么，面對種種分歧，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薛瀾：作為中美創新對話機制的發展，我建議雙方今后設立聯合研究小組，就雙方關心的問題加強交流溝通，對雙方創新體系，創新實踐和相關政策開展合作研究，并向創新對話會提交報告。促進中美合作潛力開發，需要加強對話，增進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的理解。

    科技日報：最后，您覺得我國在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方面，有什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薛瀾：我認為，現在中國最需要做的是，首先，在國內讓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真正在一個公平合理的環境下創新和競爭，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市場的環境對它們的創新大多是不利的，盡管中小企業創新的效率比大中型國有企業高得多。其次，就是要為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發展爭取空間，爭取公平的待遇，幫助它們解決在貿易、并購等過程中受到的各種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