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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制度設計都必須圍繞大學的目標開展，而不管是哪個目標，最根本的任務還在于激發教師立德樹人的積極性。如果在職稱制度改革中，沒有突出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沒有讓教師去從事高水平教學的制度設計，那么改革的方向就偏了。

等待了21年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宋世德終于可以將自己職稱中的“副”字去掉了——憑借自己主編的一本國家級規劃教材，他由副教授被直聘為教授。

宋世德的經歷，得益于西農近年來一直持續推行的職稱評價機制改革。而如果我們將視角放大，會發現這樣的改革在國內很多高校乃至于國家層面都在推行。事實上，就在宋世德被評為教授不到一個月之后，7月24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就起草下發了一份《關于深化高等學校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 

這讓宋世德的經歷有了一份額外的典型意義。 

“我們退休了，該怎么辦”

7月初，當宋世德得知自己被評為教授后，除了喜悅，心中更多的是五味雜陳。

上世紀90年代初，宋世德剛從陜西某研究所調入原西北農業大學基礎課部任教，并很快參加了一項當時國家教委的課題，負責其中數學實驗部分的教學研究與教材編寫工作。這項工作花費了宋世德多年的時間。其間，他所在的研究所與其他單位合并，組成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教材完成后，他的這本書與其他4本教材，一起作為國家“面向21世紀教材”出版。 

此后，教材多次改版，并在2007年成功申報為國家級規劃教材。此時，已經擁有副教授頭銜的他沒有想到，13年后，自己還能憑借這樣一本早已經出版多年的教材，晉升為教授。

至于為何要等這么久，宋世德并不諱言，“此前的職稱評審對科研的要求更多一些，但科研方面是我的一個短板”。 

宋世德并不是不想做科研，只是他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因為他是教數學的。 

“相對于其他學科，作為基礎學科的數學，其教學任務實在是太重了。”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宋世德告訴記者，自己從教的30年間，每年僅計劃學時量就超過了320個學時。而在他的同事中，這樣的情況并不罕見。相較之下，一些以科研為主的教師，每年的課時量僅有幾十個學時。

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在宋世德所在的系統數學教研室，與他年齡相仿的教師中，只有一人早年被評為教授。至少在過去15年里，該教研室沒有評上過一位教授。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年。從年初到現在，該教研室同時評上了3位教授，宋世德只是其中之一。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便是西農改變了以往的職稱評價標準，憑借教學成績也可以評教授了。其實，在宋世德的從教生涯中，收到過很多類似的職稱改革文件，其中大部分都成為了“一陣風”，很快沒有了下文，不過宋世德相信這一次應該不會。至于原因——這次打印出來是厚厚的一大本，但過去最多只有10頁紙。

“過去所有教師都是拿一把尺子來量，比如需要拿到多少課題經費、發表多少SCI文章。因為標準單一，所以文件肯定不會太長。”宋世德說，但今年下發的文件卻把各種情況規定得很細，有了劃分，文件自然也就長了。“這說明學校的確很用心地在進行改革，這樣的改革應該可以持續下去。 

只是，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等待后，這場改革對于宋世德這樣的“老教師”來說，能產生的影響已經不大，因為再過幾年他們就退休了。 

“職稱對于教師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奔頭’。因此，一個好的職稱評審制度能夠給年輕教師規劃一條好的發展路徑，以及多樣化的發展空間，但這些對于我們來說，已經有些晚了。”宋世德說。 

說到年輕人，宋世德覺得如今很多的青年教師都有些浮躁。“比如在科研上投入的精力太多，不愿意承擔教學任務，甚至對教學不上心。”對此，他也很理解，畢竟年輕人還要評職稱、拼待遇。不過這樣一來，一些基礎課的授課任務又交到了老教師手中。老教師大多熱愛講臺，多上一些課程并無怨言，但一旦這些人退休，又該怎么辦？ 

“希望這次職稱改革能夠起到一些作用。”宋世德如此盼望著。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就在宋世德因為被評上教授而五味雜陳的時候，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張志偉也在為一位剛評上教授的教師心生感慨。 

“這位教師很年輕，但能力很強。只是去年推薦教授名額的時候，為照顧另一位年長的副教授，把他‘壓’下去了。”張志偉說，然而，那位年長的副教授最終依然沒有評上。

“在職稱評審的過程中，我們有時的確不能完全避免人情因素的存在，但當我們因此而推薦一位已經‘熬’了十幾年的教師時，卻在無形中耽誤了另一位同樣有能力的年輕人。”張志偉感嘆，幸虧今年這位年輕教師評上了教授，否則“會很麻煩”。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尷尬，張志偉覺得是因為目前職稱制度上的一些問題。 

據他了解，在國外傳統高校中，教授的名額是固定的，除非有人退休或調離，否則不會增加。美國高校雖然對教授不設名額限制，但評價體系卻非常嚴格，需要經過多輪的考評。 

“對比之下，我們的職稱評定體系是有名額限制的。”張志偉說，比如政策規定一個博士點必須要有一定的教授數量，如果達不到就要亮黃牌。但如果達到了最低要求，就算滿崗了，此后再有教師評職稱時，有關方首先考慮的便會是缺崗的專業，“否則就‘浪費’了”。

也正因為如此，圍繞職稱所進行的激烈競爭乃至于勾心斗角避免不了，其后果也使得職稱評定標準越來越嚴格。加之目前“80后”群體在高校職稱評定隊伍中大量出現，也導致了年輕教師的職稱評審壓力驟增。 

張志偉曾不無憂心地對自己的學生說：“將來你們畢業后怎么辦？” 

“哲學其實是一個小學科，就業范圍也相對狹窄。他們中很多人會走上教師崗位，當然也就擠上了職稱評定的‘獨木橋’，而目前的職稱評定體系對于人文社科類學科尤為不利。”他說。 

多年以前，張志偉曾在一次會議上遇到一位30歲的理工科教授。這讓他十分驚訝，因為在哲學領域，30歲能評上教授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但這位教授告訴張志偉，他所在的領域，30歲之前如果評不上教授，就可能再也評不上了。因為此時沒有大成果，此后也很可能不會再有。 

“這和人文社科類學科完全不同。”張志偉說，正如俗語所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理工類學科的學術評價標準比較好確定，但文科類如何評價成果卻是大難題。“我們缺乏一個相對客觀的學術評價標準和判斷依據。這正是人文社科類學科評審出現種種亂象的根本原因。” 

當然，要解決這一問題，并非短期內就能辦到。 

在做行政管理工作之前，張志偉并不這樣看。那時的他是要“往上罵”的。但當自己有了一定行政經歷后，他才發現職稱評定工作的困難之處。如今，談及這一問題，他平和了許多。

“最好的辦法其實還是慢慢形成一套健康、健全的學術評價機制，能把一位教師的學術水平大致評價出來，相比一些表層性的制度改革，這是更重要的。因為設身處地地想，你不這樣做，還能怎樣做？!” 張志偉感嘆著，“只是我們還需要時間。”

“沉沒成本太高了！” 

在知名網絡論壇“知乎”上，狄明有著很多身份，他將這些身份都寫在了自己的個人簡介中——運動達人、資深電腦玩家、烹飪愛好者……在簡介的最后一項，他才寫上了“大學教師”。

在“知乎”，狄明更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服裝設計師，這與他從事藝術設計相關學科的研究和教學有關。但狄明更愿意將其視為自己的一門“手藝”。也正因為有了這樣一門“手藝”，讓從教10年至今還是一名講師的他，對于評職稱的事淡然了很多。 

“畢竟，我并不完全指望教師的收入吃飯。”他說，如果只是指望學校的話，基本上就會處于吃不飽的狀態。 

遺憾的是，在如今的高校中，處在“吃不飽”狀態的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并不在少數。于是，狄明看到了周圍一幕幕針對職稱評審的“荒誕劇”。 

“至少現在來看，找課題、做項目依然是教師們評職稱的最重要途徑，但能夠順利拿到項目、課題的畢竟是少數。”狄明說，大量的教師還是要掛名、代發，甚至找人代寫論文，不停地想辦法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各種文章的最后，哪怕是第三作者、第四作者、第五作者……甚至在個別情況下，有的教師公然大打出手，為的只是爭奪一個職稱評審的“名額”。 

“沉沒成本太高了！”面對記者，狄明感嘆，“職稱每幾年一評，但每次評審都不能只評價累積的成果，而是要有新成績，這就迫使教師們不斷‘量產’一些沒有價值的成果，導致其無法沉下心來做一些有成就感的事情。” 

更令狄明感到擔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校對于教師的限制似乎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高。“在高校圈里的普遍共識是，在眼睛能看得見的時間里，職稱評審制度是會越來越嚴格的。” 

比如，10年前狄明剛剛任教時，他所在的高校對于講師評副教授的基本標準，還只是考查授課量以及授課反饋，著作及論文可以二選一參評。但10年后的今天，除了授課量及反饋要求無太大差別外，新標準不但對論文、著作都有了明確的要求，還包括教師參加比賽的要求、發明專利的要求，乃至能拿下多少項目、這些項目連帶的資金數量都有明確的要求。 

“這還是最低級別副教授的評審要求，而在兄弟高校中，我們學校的標桿算是比較低的。” 

受訪時，狄明也承認在一些頂尖高校或者學校中的頂尖人才看來，這樣的標準或許并不算“過分”，但對于在校園中占絕大多數的普通教師而言，這樣的評審標準是非常“超標”的。“畢竟對他們來說，半年能發一篇論文就已經非常不易了。” 

那么，我們的評價標準應該向誰看齊？ 

“底線要求如何考量？” 

在職稱評審改革問題上，狄明并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即便是此次征求意見稿中，很多部分已經涉及到他所關心的內容，但依然沒有改變他的這種態度。

之所以如此，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導致狄明產生這種悲觀態度的根源，在于做為一名老師，他對高等教育評價中過分量化問題的深惡痛絕，但直到今天，這種現象并沒有完全解決。 

“教育中的很多內容是根本沒有辦法量化的，比如教師的某一節課甚至某一句話，都可能給學生今后的人生帶來重大影響，但這種影響究竟該用幾個分值來衡量？”狄明說，這就導致了很多不能夠量化的評審，最終只能通過某種形式，重新回到量化體系中。但這樣一來，無論多么轟轟烈烈的改革，都有可能流于形式。 

某位教學名師評選活動的評委曾在為高校老師作報告時不無遺憾地說，按理來說，教學名師的評選要突出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的貢獻，但在實際評選中，由于教學貢獻實在難有足夠的區分度，所以最終能評上教學名師的，往往是科研做得好的教師。 

同樣難以量化的，還有師德。 

在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表示要將師德表現作為教師職稱評審的首要條件。對此，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應該的，但同時，一些質疑也直指師德該如何考量。 

“首先需要明確，師德不好一票否決是一個‘限制性條件’，對于師德標兵可以優先考慮，這沒問題。”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一位曾在高校做過多年教師和管理工作的專家說。換言之，當教師師德出現問題時，就意味著其觸犯了底線，就不能獲得晉升和評優等機會。 “但需要注意的是，師德問題在評價過程中是一個底線要求，而底線要求如何‘考量’？需要在操作實踐中回答。” 

有些教師直言有一種擔心，即在大力提倡教師師德問題的同時，可能會有個別高校將師德考核變為一個“評比標準”。比如，根據“師德好壞”，將教師們分出不同層次，乃至于給教師師德“排出個名次”，將一個定性的問題過分地量化。 

“成敗在立德樹人” 

曾有媒體做過不完全統計，近幾年國內至少有百余所高校做了職稱改革的探索，但其中的苦辣酸甜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體會。 

國內某高校人事處處長林鵬便是這樣一位“親歷者”。2019年，他所在的高校完成了最新一次職稱評審改革。 

“總的目標有兩個，一是通過職稱評審的指揮棒作用，把教師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突顯出來；另一個則是針對學校中不同教職工群體，為他們規劃不同的職業發展路徑。”林鵬說。 

林鵬所在高校的上一版職稱評審規則制定于2009年，到去年已運行了10年，為學校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與此同時，這一制度也存在著如何進一步突出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強化分類管理等需要改革的地方。此外，近年來高校普遍推進長聘—準聘制改革。因此，這次職稱改革既要承接前期制度，又要銜接已經推開的長聘—準聘制改革，這樣的探索在國內高校鮮有先例。 

“這是一次沒有參考系的先行先試。”林鵬說。 

在具體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林鵬和同事們總結了此前職稱評審制度存在的問題，并進行調整。比如，對教師群體劃分系列不清晰，不同系列教師間的界限還不夠清晰，評審標準過分倚重論文；再比如，責任考核體系不健全，評上職稱后如何進一步強化責任考核等。 

“以對教師群體的劃分為例，將全校的教職員工分成五大類，即教研系列、教學系列、研究系列、實驗系列和管理服務系列，并對每個系列制定不同的評價標準，評價維度相同、權重不同。”林鵬說，如針對教學系列的教師，教學維度的權重達到80%，而針對研究系列的教師，其科學研究維度的權重占80%。

“對于教師的評價而言，優秀與不優秀的區別往往在于給他一個怎樣的評價標準。”林鵬說，比如針對“量化”問題，他們采取的方式便是采取“代表作制”，申請人提交規定數目的代表作，并全部進行外審，以“質量”代替“數量”。 

“曹雪芹終其一生，只寫出了一本《紅樓夢》，如果他來評職稱，可以評上嗎？此話雖戲言，但有一定道理。”于是，在此次改革中，他們對申請人的代表作沒有設任何“門檻”。“只要代表你的水平就可以。”

此次改革自2019年初開始制定新標準，至當年10月，新一輪的職稱評審便正式啟動。此前，該校年均職稱申報量大概在250個左右，但在新標準下，當年就有500多人申報職稱。林鵬說，新版標準讓很多教師找到了發展方向和位置，突破了一些諸如年齡、資歷、申報次數的門檻限制等。 

現在回想起這次改革，林鵬覺得最大的啟示在于，所有的制度設計都必須圍繞大學的目標開展，而不管是哪個目標，最根本的任務還在于激發教師立德樹人的積極性。 

“不可否認，目前國內高校不管是層次、類別，還是發展階段，都有所不同。但如果在職稱制度改革中，沒有突出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沒有讓教師去從事高水平教學的制度設計，那么改革的方向就偏了。這一點，對于任何一所高校都是適用的。”林鵬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狄明、林鵬為化名）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