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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姚洋
“人活一生，總要留下點什么”
幼時曾在江西農村生活過8年的經歷，以及和農村一直保持的血肉親情，決定著姚洋的生活和治學態度。研究姚洋的文章，他的觀點大都來自深刻的生活體驗。
2002年3月，姚洋寫下了《回鄉三日》，已十年沒回家鄉的姚洋痛心地寫道：“家鄉積淀在我腦海中的印象，是遠遠的在堤上望見的參天樟樹和裊裊升起的炊煙。”“此次回鄉實際所見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樟樹沒有了，炊煙也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幾幢或白或青的樓房，突兀地佇立在村頭。沂江對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線在山腳下穿過，一處山頭上矗立著中國電信的無線通訊轉播塔。走近村子，發現村子前面的小湖因為干旱已經快干了，露出骯臟的塘底。”……“家鄉由我的夢境中走出來，變成了雜亂的現實。”
在回鄉三日里，姚洋既看到了“幾乎家家有了電視機和電話，年輕人幾乎都用上了手機，不時還有摩托車從身邊掠過，有時后座上會坐著一位時髦女郎”；也看到了原本清潔的村子里污水橫流，侵犯公共利益的個人行為隨處可見。
姚洋思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更可能是“鄉村的無組織化”。“在過去，鄉村的公共事務由宗族來協調，……人民公社時期，宗族關系損失殆盡，但是，強有力的生產隊體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過去二十年里，我回去過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層。也許是因為我兒時的玩伴都離開了村子，但我心里總有一種不甘，隱隱地為村里社會網絡的瓦解而憂傷。因為失去了賴以附著的地方性組織，村莊的公共精神喪失了。”
這次回鄉，看到四面八方的親戚為了伯母張羅如何安度晚年，姚洋開始重新思考中國血緣社會的意義。
“一方面，在正式層面上，農村社會因為無組織化正在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血緣和親緣再次成為維系社會存在的重要紐帶。如果傳統價值在農村基層還有所體現的話，它的載體也就只剩下血緣關系了。時下村治所面臨的任務，依我所見，正是尋找一種契合傳統價值和現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組織形式。”
幾年后，姚洋開始積極倡導在農村實行直選制，“農業問題和農村問題是一個綜合問題，我覺得農村的選舉，是我們走出困境唯一的路。”
姚洋認為自己和以溫鐵軍等三農學者不同，“他們把農村想得很浪漫”，“他們總想回到鄉紳之治”。姚洋認為，“文化大革命一鏟子把農村的基層組織和文化傳統都鏟沒了，要讓鄉村的力量發展起來，那要等到猴年馬月。怎么辦？我覺得只有通過村民選舉，因為這是合法的，只有這個制度性框架的保護，才能給老百姓一個學會民主參與的機會。”
“我們總在給不推行民主找借口，說教育水平低什么的，其實民主是要學習的，民主是一個精巧的機器，需要人學會妥協，學會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出生在西安的姚洋，在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的學校里讀中學并且工作過。這段經歷也融入姚洋對改革開放30年的反思中。
這是一家特大型國有企業，當年蘇聯156個援華項目之一。“那里培養了很多技術工人，素質都非常好，技術人員成堆。工廠員工從頂峰時候的三萬多人，縮減到現在的一萬兩千人，這么多人都到哪兒了？都流入了私人部門，因此，單說人才供給也是巨大的貢獻。更別提前30年我們建立起的完善的重工業體系，對改革開放起到了堅實的鋪墊作用，所以完全抹煞前30年優先走重工業道路的政策，不是一個正確看法。”
回國至今，姚洋一直踐行實地調查和鄉土研究，近幾年來，他更是走出書齋，踏入紅塵，針對諸多社會問題闡發見解。除了在《讀書》上發文章外，他還在《南方周末》開設經濟隨筆專欄，試圖影響更多經濟學界之外的知識分子讀者。最近他對招商引資為特色的“仇和新政”的強力批評，掀起不小的討論。
姚洋說他清楚地記得剛回國時林毅夫對他說的話：我們在創造歷史。“我經常捫心自問，你回國來干什么？你在國外做不是更好嗎？”他的回答是：“之所以回來，是想為中國的歷史進程貢獻自己的力量。從個人來說，雁過留聲，人活一生，總要留下點什么。”
姚洋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Q：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A：滿意。也許是因為覺得自己的研究，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所貢獻吧。
Q：對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A：走人少的路。我在1997年回國的時候很少人愿意回國的。
Q：對你父母和他們的成長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A：我覺得他們活得太拘謹了。我們之間有很大的代溝。
Q：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A：我希望這個社會能更真誠一點。很多名人活得都不真實，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般老百姓活得也不很真實。整個社會心態比較浮躁。
Q：你覺得你的同齡人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A：我覺得60年代的人最大的問題是，上面有一些位置已經被占住，自己也不再年輕了，說白了，有點中年危機吧。
Q：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的？在世的人當中，你最欽佩的人是誰？如果一定要你選，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A：阿瑪蒂亞·森，他是一個左派經濟學家，又有非常寬廣的視野，很強的哲學功底。
阿里巴巴的馬云算一個。他的成長經歷，對年輕人很有激勵作用。
Q：責任權利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A：自由和責任，是硬幣的兩面。我更看重的還是個人自由。
Q：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一部電影？
A：一本叫《七人》的書，描述各種人生態度的，浮士德是思考，堂吉訶德是行動派，和風車打架。我覺得我要做浮士德和堂吉訶德中間的那個，既要戰斗，同時又要思考。
Q：你覺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個人的追求，人生的完善，還有家庭。
Q：你幸福嗎？有沒有不安？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我喜歡我現在做的東西，究竟是不是幸福，我也不知道。
焦慮很多。世界上還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但你無能為力；人過30，你的成就在哪里？更隱秘的煎熬是，人到底為什么活著？最好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做就行了。
作為一個主張“平等”和“公平”的經濟學家，姚洋教授充滿人文關懷氣質的研究視角，使他的工作顯得“跳脫”而“另類”。如果說以吳敬璉、茅于軾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經濟學家的主要貢獻，是把西方經濟學思想引進、傳播到中國來，姚洋則像他的老師林毅夫一樣，正嘗試著為西方理論的本土化研究探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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