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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  記者 李艷 

　　基礎研究對于一個國家的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基礎研究狀況究竟如何？基礎研究發展有哪些制約因素？如何展望中國基礎研究未來的發展？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張先恩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了這些問題。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有目共睹。現在，我國科技進入重要躍升期，您認為基礎研究的發展現在處于什么階段，30年來取得了哪些成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張先恩：由于歷史原因，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科學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過去30年，我國基礎研究獲得長足發展，并進入了躍升期，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轉變，少數領域已經處于國際前列。

　　我們對基礎研究發展的評估，主要看三個方面。一是科學論文，二是對技術發展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三是人才隊伍建設。

　　統計表明，30年來，我國學者發表的論文被SCI數據庫收錄的數量持續高速增長，大約每5年翻一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連續超過一些傳統科技大國，2006年躍升進入僅次于美國之后的第二方陣，與英、德、日相當。與此同時，高水平論文數量也顯著增加，頻頻出現在著名學術刊物上。

　　我國科技文獻專家還進行了論文影響力分析，分析指標包括SCI論文和引文、高被引論文和引文以及熱點論文和引文等，時間跨度為10年。結果發現，相對于國際同行，我國大多數學科的學術影響力進步顯著，若加權平均處理，在世界上總體排位為：1994年—2003年第15位、1996年—2005年第12位、1998年—2007年第8位。該方法綜合考慮了論文的數量、質量和被同行關注程度，而且以10年時間為統計尺度，避免了某一個年度的偶然性，結果應該比較合理。

　　我國材料科學、化學、數學和物理學研究基本與國際接軌。最近10年的學術論文影響力物理學進入第7位，其他三個學科都進入第4位。其中，在納米材料、信息功能材料、超導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方面有大批高水平工作（例如介電體超晶格材料、碳納米管制備方法等）。在量子調控研究方面也有杰出表現，尤其是量子糾纏理論，連續產出國際領先的成果，為未來長程量子保密通訊奠定了基礎。截面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于2006年實現首輪物理放電，在國際聚變能領域獲得高度評價。純科學研究方面具有長期的國際合作傳統。2007年，美國卡弗里基金會選擇在北京成立理論物理研究所和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支持最基礎的理論探索研究。

　　曾經以地理學和地質學為主的傳統地學，已經發展為地球系統科學，研究地球系統各圈層（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日地空間等）的過程與變化及其相互作用。陸相生油理論與實踐對國家經濟發展作出歷史性貢獻。近數十年又涌現大批高水平成果，例如青藏高原隆起對氣候、環境及成礦的影響、古氣候和古環境研究、全球氣候變化及區域響應、生態學研究、澄江和熱河古生物群、地球深部科學鉆探以及遙感、地球空間環境等。論文影響力分析表明，我國地球科學總體已經從第20位進步到第6位。

　　盡管我國曾經取得過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樣的矚目成果，但生物科學整體上排位不靠前。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文革”十年，我國科學事業幾乎全面停頓，而此期間國際上發展最快的是分子生物學和基因操縱技術，當“文革”結束時，我國差距拉得最大的就是生物科學。二是發達國家對生物科學保持了半個世紀的高強度投入，生物科學產出的國際論文占總數超過50%%，積累十分深厚。經過30年追趕，我國科學家取得了眾多矚目的成就，例如各種植物分子育種、動物克隆、重大疾病的機理研究及藥物創新、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結構生物學、腦科學與神經科學等。

    特別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我國生物科學領域人才隊伍正在迅速優質化，研究條件也顯著改善，正在形成后發優勢。

　　論文影響力分析還表明，我國工程技術科學和計算機信息科學已經分別進入第5位和第6位，環境科學和空間科學還比較薄弱。

　　我國學者所發表的國際論文，約23%屬于國際合作。此外，還積極地參加了許多重大國際科學合作項目。我國學者在獲得重要國際獎勵、國際組織和國際刊物任職方面一直是薄弱環節。近年來，這種情況已有明顯改善。

　　科學研究要為國家目標服務是各國的共識。我國973計劃實施10年，引導眾多科學家轉向關注國家需求。如今，基礎研究活動已經廣泛融入到各國民經濟發展領域，促進了我國信息技術、材料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環境技術、能源技術、海洋技術、空間技術等發展。基礎研究成果正在促進我國GDP向價值鏈上端轉移，并為解決能源、資源、環境等瓶頸問題及糧食和健康保障奠定了重要的科學基礎。一些成果已經體現重大應用價值。例如，化學復合驅采油法經大慶油田試驗表明可提高采收率19%%以上；天然氣高效成藏理論及評價方法對我國天然氣資源的發現做出重大貢獻；海相成油理論的發展為我國油氣資源行業發展中長期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科學支撐；重油高效轉化與優化利用已經獲得大規模應用；高強度鋼（超級鋼）將推動鋼鐵行業產品更新換代；水硬鋁石型框反浮選理論和技術將使我國鋁資源的經濟利用保證由10年提高到60年；雙軸拉伸流動穩定性理論實現了聚烯烴材料高速拉伸，大大提高了石化行業的競爭力；新成礦理論和探礦方法標出了一系列大礦和大型礦集區的靶區；氣候變化的系列研究成果為我國掌握氣候變化規律及影響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對急性早幼粒細胞性白血病發病機制及藥物的研究使該白血病成為第一種可能治愈的癌癥；已經發現了一大批針對一些重大疾病的先導化合物和生物藥物；分子生物學方法和轉基因技術已經廣泛用于分子育種，等等。

　　記者：過去30年，基礎研究不斷發展的最大推動力源自哪里？

　　張先恩：政府措施和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是我國基礎研究長足發展主要依靠。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支持基礎研究。

　　1986年，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基礎科學前沿創新活動；同年，設立863計劃，支持高技術研究。1991年，設立“攀登計劃”，強化基礎研究支持力度。1997年，設立973計劃，支持國民經濟領域中的重大科學問題研究。

　　1998年，以中國科學院為試點，組織實施知識創新工程，建立國際先進水平的國家科研機構；同年，教育部決定實施985工程，重點支持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

　　2004年，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要規劃》，強調對基礎研究穩定支持，同時確定設立重大科學研究計劃。

　　2008年3月，科技部和財政部決定設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專項，高強度、穩定地支持以國家重點實驗室為載體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團隊。

　　此間，國家還設立了國家最高獎和自然科學獎等科學技術獎勵制度，恢復了院士制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制度，設立了多項青年人才基金和計劃，科學數據共享工程、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等。我國還先后建設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合肥同步輻射加速器等一批重大基礎科學研究設施。這些政府措施，為我國基礎研究活動提供了重要保障。

　　記者：我國基礎研究持續快速發展，也留下一些遺憾：自然科學一等獎常常空缺，諾貝爾科學獎至今無緣，對社會經濟發展引領作用尚未充分體現等。您認為基礎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張先恩：這些現象我們一直都在關注和思考。我認為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我國研發總支出占GDP的比例長期低于1%%，近年雖逐漸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國家2.5%%以上，而且其中大多用來發展實用技術，用于基礎研究的多年來僅為R&D的5%%左右，遠低于OECD國家平均水平（約20%%以上）。足夠的投入顯然應該是高水平基礎研究的根本保證。

　　我國雖已擁有全球最多的科技人力資源，但長期的應試教育、較普遍存在的物質利益驅使和浮躁情緒，不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簡單地將論文與職稱、學位、獎金等掛鉤，也欠合理。此外，科技資源分散，使得科研人員多頭重復申請項目、并不得不頻繁地接受各種檢查、評估，較少有人能夠潛下心來做探索性強、風險高、周期長的研究課題。珠穆朗瑪峰只能出現在喜馬拉雅山高原，不可能出現在平原；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等科學明珠只會產生于人才高地、科學沃土。營造創新環境是政府和科學共同體共同的任務。

　　80年代科技撥款制度改革以后，在科技界普遍引入了競爭機制，形成活躍的科研局面。但隨后這些年，由于宏觀調控弱化，穩定支持不足，一些創新單元分工趨于模糊，功能趨同，競爭有時有些無序。對此，需要加強頂層設計與協調。

　　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尚未充分體現。一個原因是簡單的論文導向，科技界自身已經意識到有關弊端，正在進行調整。另一個原因是科學積累—技術發展—成果轉化還需要時間。

　　記者：您如何看待基礎研究未來的發展？

　　張先恩：總體而言，近30年我國科學研究活動大部分時間是在跟蹤和追趕，目前進入比較活躍的創新階段。

　　十七大報告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而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源于大量原始性創新及其技術進步，作為創新的源頭，基礎研究面臨重要戰略機遇期。

　　胡錦濤同志最近在看望錢學森和吳文俊兩位科學前輩時再次強調了基礎研究的先導性，要增加投入、重視人才、創造環境。

　　近代科技和經濟史研究表明，一國的科學研究持續繁榮多年之后，通常導致其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的大幅提升；歷次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伴隨著強國更替。周期約為50—80年。如同我國經濟發展過程，我國基礎研究事業也在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一定能夠引領和支撐我國科技進步和國家社會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