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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網絡版

  　轟轟烈烈開展了兩個多月的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使近億廣東人在為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績感到自豪的同時,也對當前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認識。一系列科學發展所必須破解的難題一一浮現出來:

　　不到2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集聚了近億人口、其中近3000萬為流動人口造成的人口困局。

　　長期粗放式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且這一舊發展模式已經觸及了土地制約、資源緊張、成本上升所帶來的“增長極限”。

　　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背后被掩蓋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繼續拉大的發展失衡問題。

　　“世界工廠”榮光背后的自主創新能力弱、被固化在國際產業鏈低端環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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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破解?

　　在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轉入學習、調研階段之際,一個大大的問號擺在了廣東人面前。

　　廣東要將三大轉型任務在數十年里一并完成,是要破解一個沒有先例可循的世界性難題

　　要破科學發展難題,首先要對難題形成的根源有清晰的認識。

　　難題雖多,但就造成難題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三大根源。這三大根源其實都是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刃劍”,利用得好,是推動發展的巨大動力；利用不好,就會引發繼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難題。

　　根源之一是經濟全球化。

　　正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兩波國際產業轉移大潮使中國特別是廣東成為主要承接地之一,幫助廣東實現了經濟的強力起飛,迅速從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廣東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

　　然而,在過去30年間,廣東主要是被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主要承接的是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環節,因而,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經濟粗放增長、人口過度密集、資源過度消耗、環境嚴重污染、自主創新能力弱、經濟依附性強、產業結構未能同步提升等一系列阻礙科學發展的難題。

　　如何在經濟全球化大潮面前變被動為主動,成為破解相關科學發展難題的關鍵。

　　根源之二是后工業時代的來臨。

　　后工業時代來臨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得以掀起的根本動力,正是信息革命、生物技術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創新使科技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第一動力,并推動形成“發達國家控制國際產業鏈高端、將產業鏈低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全球產業新格局。

　　就理論而言,后工業時代的來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同一起跑線上與發達國家競技的機遇。但從現實來看,則更多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未必能抓住知識經濟帶來的新機遇；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固然受益于國際產業轉移而大大加快,但在后工業時代,發達國家通過虛擬經濟來攫取實體經濟產生的財富,使發展中國家財富積累的速度大打折扣。

　　廣東經濟現階段碰到的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國民財富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增速等發展難題,正是這種實體經濟發展被虛擬經濟發展所掌控的體現,如何能同時抓住知識經濟浪潮帶來的新機遇、又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并將二者有機地融合起來,成為破解難題的又一關鍵!

　　根源之三是廣東仍未全面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廣東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就是破計劃經濟體制、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創新史。正是因為在改革方面先行一步,廣東才有了經濟總量連續近20年高居全國榜首的成績。但冷靜地觀察,在過去30年里,廣東人在“破”的改革方面建樹明顯,但在“立”新體制方面相對不足；即使在“破”的方面,也仍有不少深層次的體制障礙未能真正觸及。“破”的不徹底和“立”的相對滯后,使現階段計劃經濟的深層次流弊和市場經濟不完善帶來的缺陷同時并存,并相互激蕩,形成了另一個系列的科學發展難題,比如:金融業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區域、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明顯滯后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等等。

　　從閉關自守到迎接經濟全球化大潮、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乃至后工業社會的躍進、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每一個轉換過程都面臨巨大挑戰,都需耗費數十年乃至一兩百年的艱辛努力才能順利完成。就率先開始這種轉型的西方文明而言,它們雖然已經完成了大半的轉型任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現在也同樣陷入了巨大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可以概括為三大危機:人與自然沖突的生態危機、人與人沖突的社會危機、人文價值精神陷落的精神危機)。而中國特別是廣東如今面臨的挑戰是要將三大轉型任務在數十年里一并完成!這無疑是一個沒有先例可循的世界性難題!

　　破解科學發展難題要轉換發展思維、創新體制機制,為科學發展探出一條新路

　　如何破解四大轉型所共同帶來的一系列科學發展難題?答案當然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轉換發展思維、創新體制機制來加以破解。

　　要轉換何種發展思維?

　　要創新什么樣的體制機制?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因此,轉換發展思維,最重要的是要完成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這一發展的根本立足點的轉換,并通過建立相應的政績評價體系等一系列有力措施,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自省委十屆二次全會召開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一直呼吁廣東人要從“見物不見人”的認識誤區中走出來,并要求省發改委、省統計局研究制定能體現科學發展要求的考核體系。據了解,目前兩大廳局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全新的科學發展考核體系,這一全新的引導各地科學發展的“指揮棒”何時能夠正式出臺、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轉“見物不見人”的工作慣性,值得期待。

　　破解科學發展難題,必須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發展新思維,創立與之相適應的新體制。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我們在觀念與機制上不能與之相適應的例子不勝枚舉,需要一一破解。其中最關鍵的是要走出片面強調比較優勢理論而形成的一系列認識誤區,調整基于此理論之上的政策措施。清華大學經濟合作研究所所長于永達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但發達國家主要是將這一理論推銷給發展中國家,鼓動發展中國家發揮資源豐富、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產業,主要靠“汗水”賺錢；發達國家自己卻沒有真正去發揮比較優勢,而是注意通過集聚人才、資本等高端資源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集聚優勢,主要靠“頭腦”賺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美國。美國森林、石油、土地資源豐富,但他們卻不去大規模開發這些資源,反而采取嚴格的政策措施將這些寶貴的資源保護起來,并通過吸引全球的優秀人才和全球的金融資本,形成人才、技術和資本的集聚優勢。于永達指出,廣東要解決當前面臨的一系列科學發展難題,有必要從根子上對指導自己發展的比較優勢理論這一基本理論進行反思,克服片面強調發揮比較優勢帶來的種種負面作用,通過集聚人才和資本優勢去主動搏擊經濟全球化大潮。

　　破解科學發展難題,就要破除一系列傳統工業化社會的舊理論和舊觀念,樹立與后工業化時代相適應的一系列新觀念,建立與之相匹配的新體制、新機制。比如,要破除一講現代化就完全等同于工業化,而對服務業發展重視不夠的舊觀念；要破除一講工業化就是要上工業項目,一講工業化就是每個省、每個市、每個縣甚至每個鎮都要辦工業項目的舊觀念。正是上述將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將工業化等同于上工業項目的錯誤觀念,造成了過去珠三角“鎮鎮冒煙、村村點火”發展工業的粗放型增長局面。確立與后工業化時代相適應的新觀念、新體制,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對發達國家通過大力發展虛擬經濟、并利用虛擬經濟控制并攫取發展中國家通過發展實體經濟而積累的財富這一現實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對發達國家通過發展知識經濟而使工業經濟逐漸邊緣化的現實要有足夠的警惕,從而真正樹立起加大力度發展知識經濟、發展虛擬經濟的緊迫感。

　　破解科學發展難題,就要繼續大刀闊斧地完成破舊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后攻堅任務,并盡快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系列配套體制,這些任務包括:深化國企改革、進一步放寬民營企業投資領域的進入門檻、推動三資企業享受國民待遇,營造一個不同所有制主體在同一市場平等競爭的環境；進一步深化投融資領域的改革；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大建立公共財政的力度,力爭盡早在全省范圍內初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緩和人與自然日益緊張的對立關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之真正發揮社會的“穩定器”作用,等等。

　　破解科學發展難題,是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它呼喚著千千萬萬廣東人以30年前為中國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勇往直前的氣魄,再為中國科學發展探出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