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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青年雜志

　　如何更好地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如何深化宏觀調控？為此，我們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剛被世界銀行行長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教授。

采訪/楊 楊

　　中國宏觀經濟仍然處于內外失衡局面

　　記者：您如何評價中國2007年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

　　林毅夫：總的來看，中國經濟保持了2003年以來較平穩的發展態勢。但我認為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仍存在內外失衡的問題。

　　記者：那么內外失衡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林毅夫：首先，是投資過熱而消費不足。2003年以來，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了40%。而消費比例在2001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1.4%，2006年的比例則只有50.0%。這使得1997年開始出現的產能過剩情形難以消除。

　　其次，是這些年來每個階段的投資都相對集中在少數幾個領域，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潮涌”。2003年、2004年“潮涌”現象出現在汽車、建材、房地產等領域，此后轉移到電解鋁、有色金屬等行業。“潮涌”容易造成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同時產生銀行呆壞賬甚至有引發金融經濟危機的風險。

　　第三，從1994年開始，我國資本賬戶和經常項目就出現了雙盈余，到如今一直如此，這種狀況顯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而且這幾年的盈余增速加快，僅2007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順差就達到了近1125.3億美元，大大超過去年同期614.5億美元的規模。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給人民幣升值造成了壓力，由此又很容易吸引熱錢進入，推高國內的資產價格。

　　內外失衡的現象體現在國內則是城鄉差距一直在擴大。中國的城鄉差距如今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世界平均是1.8∶1，而中國2006年的數據是3.3∶1。這一數據從1978年的2.6∶1曾一度下降到1984年的1.8∶1，但之后就持續擴大了。

　　改革之初我國的收入分配比較平均，基尼系數在0.3左右。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都是平均的，差距存在于城鄉之間，現在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5以上。

　　還有就是資源、環境的壓力在逐漸增大。去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總量的5.5%，但我們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鋼鐵和54%的水泥。世界銀行報告認為，據保守估計，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大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這種情形尚未根本好轉。

　　宏觀調控乏力緣于改革不到位

　　記者：您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上面的問題每個都可以說是獨立的問題，但這些經濟問題之間又是勾連的，有些問題又是其他問題的根源。

　　舉個例子，以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投資過快、消費不足的幾個現象來分析。中國大部分的資金集中在少數富人手里，窮人沒能力所以不消費，而富人的消費沖動并不強，他們就會用余錢進行投資，由此投資就會擴大。投資過快而消費不足，那么就會形成產能過剩。如果投資又相對集中在某些行業的話，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就會特別突出。產能過剩就會刺激出口增速，使得外貿盈余擴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去找問題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按照表面出現的問題進行治理，這些問題還是會長期存在。

　　總的說來，以上問題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問題，有一些是發展的問題，有一些則是地方干部的激勵機制和法制的問題。

    我國外資優惠政策應修改 不應再以資金量作依據

　　宏觀調控的路徑

　　記者：您上述提到了幾個問題，其實按照您自己的描述，也都是一些老問題了。而在發展過程中，政府也一直在尋求解決，但是為什么一直沒有解決呢？

　　林毅夫：我們也在思考，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狀況，政府又應該選擇怎樣的對策？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經濟、法律這類的行政手段屬于短期措施，它們的目標，是不使這些問題再往壞的方向發展。比如對于股市，如今仍然采取有保有壓的辦法。這就好像往一鍋沸水中摻入一勺冷水，其結果只能是它暫時性不沸騰。這只能抑制一時，等短期影響一過，問題照樣還會出來。

　　當前國民經濟處于非常好的階段。我認為，宏觀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時期，而且這種狀況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我們應該利用這個階段，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記者：那么哪些措施可能有效呢？

　　林毅夫：首先，應該按照2007年金融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結構的精神，多發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包括地方性中小銀行、農村銀行、小額信貸、中小企業擔保等，支持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和農戶，多創造創業機會。銀監會此前提出對中小企業要進行授信管理，但在這一點上大銀行總不如小金融機構有效率。實際上，這有助于促進就業、提高農民收入，由此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城鄉二元經濟。

　　其次，是調整資源稅。同時對于壟斷行業，應該放開的就放開，如果確實不能放開，則要加強對其價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監管。

　　如今我們已經走出了雙缺口經濟，因此也該相機修改我國的外資優惠政策，不再以資金的量作為外資優惠政策的依據，而改為依據技術、管理水平以及區域發展的需要來制定鼓勵投資的政策。

　　針對企業很容易形成產業升級共識的狀況，應該充分利用總量調控的優勢：一方面隨時公布某些行業的投資情況，另一方面也應該對行業準入有所指導，當然并不是說由政府決定誰可以投資誰不可以投資，但是可以規定準入技術和自有資金的條件，對貸款的條件也要作限定。

　　此外，就是雙盈余的狀況會長時間存在，人民幣升值也會有壓力。但是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不能用單純的人民幣升值來解決。泰國、我國臺灣省等歷史上都有匯率百分之三四十的升值，但都未能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雙盈余的問題自然也沒能解決。因此，我們不能聽任國外的聲音來制定國內的經濟政策，我認為，保持目前這種小幅度的、主動的、可控的升值方式是最合理的。

　　而資源稅費提高、提高環保要求、加強污染處罰力度等這些事情，都需要地方政府來執行，因此必須改革其考核和升遷制度，使得地方干部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時能積極去引導、監督企業節約能源、保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