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线www-日本在线播放一区-日本在线不卡免费视频一区-日本在线不卡视频-成人影院久久久久久影院-成人影院一区二区三区

作者：莊禮偉 來源：《南風窗》雜志

　　中國當代公共領域的改革者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大權在握、有危機感和進取心的國家領導人，一種是個性鮮明、具有理想主義氣質的基層“一把手”。目前比較成功的改革者是第一種類型，他們利用自己的威望，利用民眾對改變現狀的渴望，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都屬于這種類型的改革者。呂日周、仇和等人屬于第二類，由于權限關系，他們無法對體制進行更深入的改革，但他們的一些打破官場常規和惰性的親民政策還是使他們獲得了“改革者”的稱號。

　　這兩種類型的共同特征是：他們都是“一把手”，只是層級不同而已。在“一把手”常常可以獨自拍板決策的體制下，“一把手”們獲得了推動改革的特許權，由他們推動的改革往往也能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但這種體制的弊端也是明顯的：“一把手”的拍板決策權既可以用在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也可以用在搞私人小圈子內的利益勾兌，兩者往往都可以暢通無阻。這種雙重性在清末的慈禧太后身上也得到反映，作為清政府實際上的第一號人物，她不想搞改革時光緒皇帝就搞不成，她想搞改革時比光緒皇帝的力度和實績都要大得多。
　　
　　強化改革的動力結構

　　許多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改革之前，需要完成一個權力布局，讓有危機感和責任感、眼界開闊的政治精英上升到權力的最高層次（成為最高領導人或獲得最高領導人的充分授權）。在權力格局中占據最高層次之后，考慮到既得利益集團很可能對改革進行阻撓，改革的領導者還必須組建一個改革同盟，進行較大幅度的權力洗牌，把贊同并愿意力行改革的人擢升到關鍵崗位。

　　鑒于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精英的上升道路與民意褒貶的關聯度并不是很大，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的改革者都是體制內的改革者。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組建體制內改革同盟的時候，改革領導者也會進行廣泛的民意動員，通常的做法是用種種美好的愿景、對現狀的批評來尋求民意背書，或者是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是說，除了權力布局之外，還需要有觀念和輿論上的布局。當“奉命解放思想”的運動形成一定氣候，當改革成為官方政綱的主導論述時，改革同盟就有可能擇機推行幅度或大或小的改革。

　　總體來說，中國當前的改革雖然存在諸多局限性，但也呈現出一定的動力多元化特征。

　　最具動力的改革，當然還是民眾主導型的改革。這種改革的動力主要來自憲政框架中的民意伸張和多元競爭，權力位置必須通過對民意的競求來獲得，同時還有任期限制，定期輪替，這就使改革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日常議題，成為國家體制的自動修復動作。這是一種動力連綿不斷的、常態化和制度化了的改革，它沒有中國情境中對“改革”的“壯士斷腕”、“破釜沉舟”之類富有歷史感、史詩感的壯烈想象，而只是一個社會漸進改造工程中正常的修補和機件更換。

　　中國的改革路向，就是要讓公開的民意成為改革的動力和主導力量，使改革從體制內的“關門改革”轉變成全社會的“陽謀”，經由民意的充分表達來形成關于改革的決策和推動改革措施的落實。
　　
　　對改革者的期待

　　中國的改革路向，還必須是一種“堅定的漸進改革”。這種改革在策略上是漸進式、費邊主義的，但在改革意志上則是始終堅定的，只要環境、時機適合，就不斷地從外圍改革突進到內部核心制度的改革。

　　因此，改革者也應當是一個優秀的管理者，能對改革這項社會漸進改造工程進行明智的管理，并使整個改造進程維持一種必要的平衡。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曾說：“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首先，他必然要兩面作戰，既反對保守者又反對革命者……改革者不僅要比革命者更純熟地駕馭社會勢力，而且還必須更精確地控制社會變化。”順便說說，在當前中國的窮人—富人關系中，也應當有這樣的辨證平衡：通過合理的社會契約和制度安排，讓窮人有機會通過合法途徑成為富人，同時保護合法致富的富人、要替他們說話，這樣窮人也才有希望、有奔頭，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另外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如果不幫助眾多的窮人，就不能保護好少數的富人。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當年悟出的這個辨證道理，在當今的中國同樣適用。

　　面對復雜的現實，改革者還必須是一個高明的策略家。亨廷頓在前引書中還提到：對于改革者來說有兩種重要的策略可供選擇。一種是在最初階段就使人了解他的全部目標，然后竭力盡可能多地促使其實現；另一種則是隱瞞目標，把改革項目互相分開，一個時期只推行一項改革。前者是綜合的、“根本的”或閃擊式的；后者是漸進的、“枝節的”或費邊式的。亨廷頓推崇土耳其共和國領導人凱末爾的改革策略——從能得到最大支持的地方開始，最后改革到可能引起最大阻礙的方面。

　　高明的改革者往往會歷史地、實用主義地看問題，只要有點滴進步、有實際效果就是好的改革，不必好大喜功，不必四處樹敵，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與自己的反對者合作。此外，還必須小心翼翼地確保改革同盟的政治安全。

　　當我們審視以往的改革者時，會發現他們都有不少的局限性，但我們對中國的國情和改革者的局限性要有客觀的認知，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改革者，他們只是在努力做好“那份工作”而已。而后人要做的工作，就是繼承前輩這種“向前沖”的精神，使改革成為一個持續的社會改進工程，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就是要維持一個從外圍改革向核心體制改革突進的不斷攻堅的過程。
　　
　　對改革者的保護和監督

　　在做一個潔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的人都有難度的社會里，做一個改革者常常就是去做一個犧牲者：為他人作嫁衣裳，或是代人受過。中國歷史上屢有改革者不得善終或抑郁而終的案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并非掌握最高權力者，他們只是從后者那里獲得了授權或授意，后者依靠前者的變法而度過執政危機后，再以貶斥變法者來安撫利益受損的既得利益集團。

　　從古至今，改革者都生活在極高的政治風險之下。所以呂日周基本安全著陸（轉到省政協工作）之后，曾感嘆說：“看看歷史上的改革者們，我的遭遇已經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這也算是組織對我的一種肯定，我非常感激。”

　　如何對改革者提供有效保護，在當代中國需要不斷改革的情境下，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2006年深圳出臺《深圳經濟特區改革創新促進條例》，提出了對改革失敗的免責條款。

　　筆者以為，對改革者最好的保護措施，莫過于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上述條例也提到：對于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改革創新，有關單位應舉行聽證會；聽證會的有關情況應當向社會公布，聽證意見應當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改革創新，有關單位在正式表決之前應將方案或方案要點向社會公示；改革效果評估的過程和結果都要向社會公開，同時獎勵提出好的改革創新建議的市民。如果《條例》中的這些條款能夠切實履行，不僅可以使改革措施少出錯，對改革者提供保護，還可以使改革者的主體擴大——每個市民都可以是改革者隊伍中的一員。在改革者身上，私心和短見也都是會存在的，只有擴大民眾和專家對決策過程的參與，才能減少改革者公器私用、錯誤決策的可能性。

　　此外，保護改革者還意味著要允許執政黨內、政府體制內有不同聲音存在，允許有政見的競爭，并且使這種狀態制度化。

　　另一方面，對改革者也必須保持嚴厲的監督。深圳的上述《條例》出臺后立刻出現兩派意見，一派認為這是在以立法形式保護改革者，對改革有利；另一派則認為這將更加助長長官意志的胡作非為，用納稅人的錢來為官員的決策失誤埋單。

　　盡管上述《條例》已經開列了免責的3個條件（改革創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條例》有關規定；個人和所在單位沒有謀取私利；沒有與其它單位或個人惡意串通）。不過，什么叫“符合”，什么叫“沒有謀取私利、惡意串通”，不能由上級、長官說了算，必須由立法機構、專業鑒定機構、獨立檢察機構來確定。而那些雖無主觀惡意也沒有謀取私利，但確實造成了客觀巨大損失的改革措施，該問責的還是要問責，不能因為某人是“改革者”、某事是“改革”就可以免于責任追究。不能允許一些打著“改革”旗號出臺的政策措施事實上與多數民意相違。
　　
　　中國需要不斷改革

　　中國當前的改革路向，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權力過于集中的執政模式的改革。中國歷朝歷代一直有加強中央集權的沖動，甚至很多“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加強中央集權。權力集中的體制既可以搞改革，也可以抑制改革，更可以以“改革”之名進行公開的掠奪，如果權力過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監督，那么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結果就可能是“權貴市場經濟”。

　　如果統治階層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而缺乏改革意愿，那么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仍然是和平的，通過民意的積聚、民意的主動擠迫來使這個集團內部出現裂縫和不同聲音，進而通過當局與民意的對話與妥協來推動擠牙膏式的改革；另一種則是政權替代型的社會革命。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不多，成功的暴力革命很多，暴力革命之后當然還是要搞新政，但這種新政的社會代價太大。為了避免社會轉型出現巨大代價，就必須擴大民眾對社會轉型的參與度，努力促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合理格局。

　　中國近30年來的改革，從總體上看仍然是一種主要依靠體制內領導者意志來推動的改革。但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民眾在國家改革進程中的角色地位正在提升。例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后涌現出來的民意批評，導致了政府對收容制度的改革。

　　在現代憲政國家里，改革往往是通過定期選舉議會代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來連續實現的，人民通過選票把執政權給予能夠推動改革的政黨和政治家。朱學勤在嶺南大講壇的講座中曾提到在歐洲國家的這種自我調節：在經濟年景好的時候，人民很可能會選擇善于安排福利的政黨；當福利政策吃緊的時候，再把善于發展經濟的政黨選上來。說到底，是老百姓在支使著國家的改革方向。

　　近十幾年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研究和推動改革，進入了一個全球的密集改革周期。這里面有東歐的轉型國家，有西歐的許多國家（從它們的執政黨輪替和大選熱門話題都可以看出來），有日本（日本最近幾年也在推動體制改革），還有美國（美國2008年總統競選的關鍵詞之一就是“改變”），更不用說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例如“遠景（VISTA）五國”中的越南、土耳其，都在進行一些積極的改革。

　　中國要獲得優質、可持續的發展，“不斷改革”這4個字是唯一的出路。不斷改革并不意味著政令的朝令夕改，天天出臺新制度、新政策，而只是意味著改革是一個連續的從外圍到核心的攻堅工程。遇到核心問題就停下來無所作為，當然就不是“不斷改革”。清朝的李鴻章曾嘆息說自己只是一座大廈的“裱糊匠”而已，一座大廈如果里面的基本架構已經破了，老是做一些外圍的裱糊工作是無濟于事的。明朝的朱元璋搞廉政改革，靠的是嚴刑酷吏，他是皇上，大家不敢不從，但這種廉政只是搞運動而已，也沒有觸動基本制度，所以就難免人亡政息。這些止步于外圍的改革或“新政”，都很難獲得長期的、穩定的積極效果。而在改革面臨核心攻堅戰的時期，改革者不僅要在品格、膽識、謀略上更經得起考驗，他們與民眾的聯盟也是一個攸關成敗的關鍵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