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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勞工工資水平低、工作環境差、工作權利得不到保障是一個現實問題，但這個問題我們該怎么去看？我認為，所謂的強資本并不是因為他有錢而強勢，而是因為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競爭太厲害了，勞動力供大于求。你不干有人干，你不在這里干，到別的企業也很難找到好工作。所以我認為要用一種經濟思維而不是階級斗爭的思維來看勞資之間的矛盾，維護員工的利益，不是去批評、限制、卡住企業，而是要更好的發展企業，讓更多人變成企業家，增加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員工之間的競爭低于企業之間的競爭。

　　中國勞工的供大于求是歷史形成的。計劃體制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隔離在工商業和城市之外。待到改革開放把城門一打開，大量受教育不足、技能訓練不足的勞動力猶如蓄水池中的水開始向城里奔涌，使得城市工人與城市工人、城市工人與新的農村工人、進入工作崗位的人與潛在的就業者競爭非常激烈。

　　其實最近十多年來，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開始激烈起來了，出現了“民工荒”。市場的力量已經在幫助勞工實現工資的提高和工作條件的改善。那么，在市場經濟力量之外我們要不要追加一些別的力量？一些企業家利用勞工之間的過度競爭拖欠工人工資、置工人的傷殘、死亡于不顧。在中國經濟連續增長10%的情況下，讓一個國家的總理為民工討工資，這些應該是讓中國所有的企業都感到羞恥的事情。優秀的企業家應該聯合起來在輿論上道德上抵制這種行為，也需要用法律、行政的手段去改善。

　　但是我們的行政、法律干預到一個什么范圍內是一個需要非常謹慎考慮的問題，干預過了頭對勞工是非常有害的。比如，《勞動合同法》某種意義上把鐵飯碗、終身雇傭寫入了法律。這種條文首先它貫徹的可能性很小，其次能享受到法律保護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換句話說它是在用未進入工作崗位的潛在工人的利益來保護在崗工人的利益，實際上是增加了工人之間的矛盾。企業的用人門檻被抬高，讓在崗的人終身有雇，即使不好好工作，企業也拿他沒辦法，這不是計劃體制的復歸嗎？

　　所以，不要用勞資之間的對立作為解決員工權益保護問題的思維基礎，老板與工人之間有利益矛盾的一面，但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不要光看矛盾的一面，覺得工人工資低了，企業利潤就高了，不能這樣靜態地分析。對于勞動合同中雇傭期限、形式、工資水平做統一的人為規定，要不就不會起多大作用，要不就會以犧牲其他代價為成本來實現這些條款。

　　其實我最大的擔心倒不是《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競爭力與效率的影響，而是另一個很大的可能這個法不完全被執行，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不大，但建立法治社會的進程會付出很大代價。最近我在網上看到很多教人如何規避《勞動合同法》的廣告，甚至因此而產生了一個行當，這不是一個好兆頭。我不是法學家，但我認為，一個法的標準要簡單，要讓多數人能夠守法，愿意執行。如果一個法很復雜，大多數人想的是如何去規避、繞行，讓人覺得貼在墻上的是一回事，實際去做是另一回事，這就使得法律的嚴肅性受到挑戰，造成了國民對法律的不尊重。這個代價是非常大的。

　　現在的為難之處在于，這個法已經推出。即使它的執行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好的后果，企業也要執行，這是法治社會的代價。但是法律有穩定性，也有可變性，可以逐步在實踐中對法律條文進行修正。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今后我們到底要往哪里走。我的意見是，我們要分清楚什么問題要用法律解決，什么問題可以用輿論和道德解決。如果不對企業與勞動者的層面加以區分、不分階段、不分重點、不顧企業規模的大小，全部用一部法律來解決問題，我們是要付出代價的。當然，實踐是對一部法律最好的檢驗。如果實行幾年，我預測的情況沒有出現，中國經濟運轉得很好，那么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判斷發生了錯誤。

　　(周其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刊記者根據采訪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