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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光

　　中國企業急需一個整體的提升，而提升的關鍵在于對“管理文明”的追求。而文明，意味著擔負全方位的責任。

　　對文化，但凡做企業的，都朗朗上口。但文明，卻似乎離企業很遠。

　　雖然我們打小兒就知道。

　　從1970年代末改革開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就被小學生們耳熟能詳了，那時“文明”很縹緲；而1980年代末喧囂起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之爭，則著實又把知識分子們刺激了一把，那時“文明”很沉重。

　　但隨后的1990年代，隨著下海潮的滾滾涌起，“文明”在印鈔機與推土機的轟鳴聲中逐漸被人們淡忘，而歸于沉寂。

　　代之興起的，是“文化”。

　　因為恰逢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本土企業終于開始揚眉吐氣，開始擁有了市場，擁有了財富，也擁有了夢想。于是，事業越做越大的企業家們，開始意識到“文化”越來越重要。不論海爾，還是華為，都是在那個時期確立了自己的“文化”，并且成為了“經典”，而為更多中國企業所蜂擁仿效。

　　然而，又過了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全黨乃至全國，都開始重新關注那個一度被遺忘的詞匯：文明。

　　因為文化只是一個局部，而中國已經急需一個整體的提升。

　　于是，黨中央率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設“政治文明”。而我們企業，也在霧中前行中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了“管理文明”的召喚。

　　也于是，“管理文明”成為了我們第16屆懇談會的核心訴求。

　　文明，乘著環境的翅膀

　　文明，基于一種環境。

　　為什么在國內對紅燈視而不見、大步流星的行人，到了國外不用人教更不用人罰，就能規規矩矩地在路邊等候綠燈？因為旁邊所有的當地人都習慣成自然地站在那里，即便路上無車也無一例外。那一刻，羞恥心讓我們不甘淪落成例外。這就是一種環境。

　　對環境敏銳地認知，對環境果敢地適應，正是一個企業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現。

　　我們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環境與運勢飄忽不定的變化，而中國與中國企業在這30年改革中的變化，更是巨大乃至空前的。仿佛我們每個人從呱呱落地到青春少年的變化，是一生中最快也最大的。

　　近來，很多人在中國改革30周年之際紛紛回顧這30年的歷程。但我們在唏噓歷史之余，更應該注意到：在經歷30年快速成長之后，我們的環境又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如果說，2006年我們關注的還是全球大環境——地球是平的。那么，2007年懇談會上所呈現出的，已經包含了我們國家對于巨大環境變化，以及自身成長中的巨大變化，所做出的重大轉型決策。而這，無疑又構成了中國企業管理環境的重大變化。

　　這種應變，在國家商務部易小準副部長于本次會上的演講中充分體現。在自身實力不斷壯大，周邊環境趨向平緩的情況下，關起門來、獨善其身已不再可能，自由貿易區戰略已勢在必行，而且在全球勢在必行。“自由貿易區為什么這么熱？首先是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主要貿易國不得不做出的一個選擇，一個不進則退的選擇。”這也就意味著：那種靠壁壘、靠保護過活的襁褓日子，將一去不返，而強者的天空將更為廣大。

　　文明，將在服務領域發光

　　而2007年最大的環境變化，還來自于中國對自身“活法兒”的“調理”。

　　前30年，在通過承包責任制迅速解決溫飽問題之后，中國經濟以及中國企業都是在制造業的軌道上全速甚至加速行駛。30年后，我們已經成為了席卷全球的“世界工廠”。

　　但是，這條跑了30年的路，已經無法再悶頭跑下去了。

　　天下無敵，往往也就意味著天下皆敵。2007年，中國玩具協會秘書長梁梅女士從自豪到錯愕再到反思的神情，便是一個生動寫照。而高能耗、高污染、低利潤、低安全，更使得既有“不文明”甚至“野蠻”的發展思路難以為繼。

　　啟動服務業，將成為中國經濟這輛高速列車的新引擎。

　　而且這種決心之大之強，是罕見的。在本次會議邀請發改委的歐新黔副主任作演講時，作為第二次應邀出席、對我們參會企業以制造業居多一清二楚的歐主任，很明確地提出：這次我非常想與企業家們談談我國服務業的發展。

　　歐主任的發言，明白無誤地昭示了產業大方向，同時反映了國家對發展服務業的決心與緊迫。相比當年糧鋼立國，“服務業的興旺發達，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的提法非同尋常。

　　而且，這一從制造獨樹一幟，轉向制造與服務并舉，背后所波及的絕不只是“服務業”這個小圈子，更沖擊到“制造業”自身的發展思維。這里與其說是指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不如說制造業未來將越來越依靠服務來提升，甚至生存。在未來，不論坐守家門，還是外出闖蕩，單純依靠制造加工已經走不遠了。那種沒有服務意識、沒有服務含量、沒有服務附加值的制造，將注定不會是真正有競爭力的制造。這一趨勢已經在西方特別是美國近10年來的發展中，獲得了印證。

　　而我們，差距還相當大，也就是說，空間與機遇還相當大！

　　“所有”的企業，此時都應該思考：在這一大趨勢、大環境之下，我在這條“服務新干線”上能作為什么？

　　文明，基于責任感

　　文明，是一種責任。

　　這也是文明區別于文化的重要一點。文化，更多是一種存在，一種慣性；但文明，一定包含一種責任，一種高于利益的使命。

　　這份責任，將會載入歷史，也會昭示未來。

　　而這份責任，也同樣伴隨我們的壯大而自然肩負。

　　孩子都向往著長大，向往著自己的單間、自己的跑車。但他們往往忽略了：作為孩子，可以言無忌，行無狀，可以打碎東西，可以就地小便，沒有人去苛求他們的“不文明”。但作為成年人，這絕對不行，要舉止文明，要言行負責。

　　然而最難的就在于，這個轉換過程中，當你夢寐的期盼逐漸清晰的時候，你所同時要肩負的責任與義務，是否也一同明確了？并真正承受和接受了？進而內化成為自我的追求了？

　　也正基于此，來自臺灣的劉常勇教授在會上笑言自己女兒在如愿拿到跑車鑰匙時，忽然產生了不想長大的猶豫。因為，從此車要自己開，路要自己找，費要自己交——但沒有人能在成長問題上有回旋乃至退縮的余地，企業同樣如此。

　　青春期的孩子在成人前，不僅要明確自己要學會做什么，還要明白不能再繼續做什么。君子與小人，文明與粗魯的區別，與其說在于做什么，更不如說在于不做什么。且看，許善達先生作為國家稅務總局的高層領導，在本次會議上卻并沒有對2007年企業利潤大幅上升喜形于色，反而語帶沉重地問在座企業：“你們暴增的利潤里，有多少是用污染環境換來的？！”當我們的“稅官”都在為多收“三五斗”背后的代價憂心時，我們企業對于環境、對于百姓、對于未來的責任，怎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

　　責任，是為了他人的幸福

　　丘吉爾那句話一語中的：“偉大，以負有責任為代價。”

　　而這種責任，在企業管理文明的內涵中，應該是全方位的。

　　首先，就是自己的員工。2007年出臺新的《勞動合同法》，迅速引發了很多企業只做不說的“應變”。只是，這訥言敏行、隨機權變等我們通常期望擁有的“傳統智慧”與“時代風尚”，在這里、在責任面前的靈光乍現，卻顯得充滿諷刺。難怪，全國人大法工委張世誠副主任在本次會議上對這種做法明確提出了質疑。

　　當然，我們“變聲期的企業”有的是理由與說辭，卻好比孩子早上賴床時的呻吟。但“以負責任為代價”，本來就意味著陣痛的付出，而不是一目了然的收獲。用一代人的健康，去換取所謂下一代人的幸福，本就是一種“不文明”的偽飾。

　　其次，就是我們的社會。當2007年多項原料價格上漲時，我們一些壟斷型國企卻率先而且悍然聯名向發改委哭請漲價，而置大眾利益以及經濟全局利益于不顧。縱然企業經營了數十年，卻全然看不出其“責任”何在。韋爾奇說：“作領導，就是成就別人。”這道出了一個領導者的責任。那么作為一個產業的領導者，作為一個國家經濟命脈及大眾利益的守護者，其責任又應體現在何處呢？就應該表現為困難當前、自保為上嗎？

　　也因此，本次會議上，包括國家環保總局政策法規司別濤副司長、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王志樂主任、北大國際楊壯院長一致認為：中國企業整體上，距離“成年”，還相差很遠。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企業更應該思考：我應該對已經習慣成自然的思維，做出哪些改變？即便我今天還做不到的，我要為明天做到做哪些準備？所謂“心想事成”，可見是否有“心”，是未來是否有“力”的基礎。

　　文明，是一種自我修為

　　文明，是一個家園。

　　文明應該是溫暖的，應該是充實的，應該是有歸宿的。

　　而企業的“文明”，首先來自于企業家的“文明”。

　　這次會議上，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企業家，對于建設或說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是那樣的渴求……

　　他們外在很風光，但內心很焦慮；他們外在很富有，但內心很滄桑；他們外在很忙碌，但內心很孤獨。因而，當本次會議邀請到釋果寧法師講人生，邀請到于丹教授論人道時，現場神情的專注，現場氣氛的熱烈，都是很多管理話題所難以企及的。當我們看到這些在企業里一言九鼎的老板們，居然像學齡前兒童那樣自覺、虔誠、專注地模仿一個發音、記錄一句格言時，內心深受震撼……

　　是的，“管理文明”談社會，談企業，而根源首先還是自我。一個自顧不暇、無力自救的人，是很難長久帶領一個組織持續、快樂、負責地走向文明的。也因此，我們會豁然領悟：為什么“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一生關注的三大領域，第一塊就是“自我管理”；又為什么他幾十本著作里，對企業家們影響最大的偏是那本小冊子：《有效管理者》。

　　要想帶領文明的企業，盡到文明的責任，首先自己要擁有文明的精神家園。而這，正如于丹所言，是“完成對自我的確認”。

　　文明，是對“異己”的包容

　　文明，還是一份包容。

　　這也是本次會議所呈現出的最后一個特征。

　　幼稚和成熟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時常偏執與極端。“壞人”與“好人”是孩子認知的標準，一旦打破非此即彼，便會陷入茫然無措。而“管理文明”所包含的心態元素，則正是對多元價值觀的包容。

　　誠如于丹所說：繁榮的文化，都是多元的。而對多元視點與多元價值觀的包容，則是我們企業乃至社會走向文明與成熟的重要表現。本次懇談會上的最后，圍繞契約精神引發的激烈爭論，就很說明問題。重要的不是對錯是非，而是對“異己”的了解、理解和尊重。這也是現代社會遠遠“文明”于封建中世紀的一點。

　　而包容，來自心態的博大與平和。心態，是決定一切的起點。

　　文明在召喚我們，文明也在檢驗我們。在紛亂嘈雜的都市里與車間里，我們都需要思考：我們距離“管理文明”，距離“成年”，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