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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新周刊 2007年12月15日

　　國學喧囂與普世價值：大國崛起還是大國民崛起？

　　“學術超女”的“心得”賣超千萬冊(尚未計盜版)，“國學熱”掀起了改革開放后第二次價值觀大爭論。《大國崛起》將民族復興的命題再一次提出來，那么，中國崛起依靠的軟實力是什么？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3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愿意送給美國一件禮物，那就是《四書五經》。中國有句古話，‘半部論語治天下’。孔子的思想不但教你為人、處世，還教你治國。我們建議美國好好讀一讀孔子的文章。”

　　“春秋戰國時期如果有電視這個東西，孔子也不會拒絕的。”易中天自解學者紛紛走進傳媒充當知道分子現象。因央視《百家講壇》的熱播誕生了兩個新詞“學術超男”和“學術超女”。易中天的“品系列”叢書引來大批克隆者，《于丹〈論語〉心得》銷售過千萬冊，比史上所有研究孔子的書加起來還要多。有人看不慣，在于丹簽名售書現場打出“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標語；清大、北大等高校的“十博士”發起簽名運動，請于丹“下課并向公眾道歉”。平心而論，千萬冊只涉及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一百個中國人中有一人跟著于丹略有心得，那么對這個浮囂時代也算善莫大焉了吧。

　　鄭州市政府主導下耗資1.8億人民幣興建了“炎黃二帝”雕像，招致傳媒和網民質疑，這是以祭祖之名、行旅游之實。近年來，以祭祖和國學之名搞超大型紀念物或紀念活動屢屢被指有作秀之嫌。

　　影視劇繼續從中國歷史故紙堆里尋找題材。《南風窗》就此歷史劇的蒙昧主義作了一期專題“電視劇政治”，一個個殘暴的皇帝被寫成大救星，只能證明中國知識層——無論古代或現代——的軟弱，中國的民族英雄里斷出不了英國羅賓漢、華萊士這樣的自由之士。“《易經》里沒有強大的秘訣，《莊子》里沒有自由的路徑，《資治通鑒》中找不到民主人權的旗幟，《論語》里也沒有憲政的痕跡，要去《尚書》中發現共和同樣只會是無益的徒勞，而秦皇漢武們留下的只有奴役和專制。”自由派學者黎明堅稱，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國人早就放棄想象力了。

　　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海瑞與嘉靖》成為反腐倡廉教材。上世紀50年代被批倒的海瑞如今成了中紀委要樹的典型，“廣電總局用3天半時間看完了46集，一點大的修改意見都沒有。”這個速度讓該劇制片人劉和平感到吃驚。

　　中國有多少可能被普世接受的精神遺產呢？《大國崛起》熱播之際，德國報紙刊出“老普魯士和卑斯麥成了他們的榜樣”這樣的標題。國內知識界的反思是：要大國崛起還是要大國民崛起？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發表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被看作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標。文章說，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十七大”期間國家領導人也坦承民主的普世價值意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歸納了“大國富強之道”的五個要素：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法治、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橄欖形”社會結構。吳還表示，“社會上發生了一連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導下劫殺大學教授、打罵醫務人員、恣意破壞房屋轎車等私人財產的惡性案件。對于這種與建設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社會現象，我深感憂慮。”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就山西黑窯奴工事件總結說，我們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在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或底層墮落。事實上，道德淪喪普遍化不只是底層。南京“彭宇案”之后，沒有人再敢去拉跌倒的老太太。

　　2007年中國網民1.62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是：世界網絡技術發展和我國網絡文化建設與管理。“凡是媒體、互聯網曝光的安全事故，安監部門都有責任查清。”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6月份表示。在總結“黑磚窯”事件時，山西省省長于幼軍說，一個重要教訓就在于沒有敏銳把握網絡、媒體的輿論動向，沒有及時作出正確的回應。“有一次，我起碼打了十幾個省廳和地市官員的電話，問他們‘有沒有看網上’，都說沒有。”

　　每月，中國4.55億手機使用者通過短信聊天、開玩笑以及打情罵俏330億次。手機榮升中國人身體的新器官。當然，手機通訊還讓一些人勇敢地動員示威。6月，廈門數千示威者游行抗議興建化工廠的計劃是靠短信串聯起來的。

　　故宮里的星巴克分店終于搬出了。質疑者、事件發起人芮成鋼在其博客中以“A Farewell to Starbucks in the Forbidden City”為文作了了結。這是網絡改變實現的一個實例，希望僅僅是個開始。

　　政府威信與民眾博弈：中國人在亢奮中變得聰明起來

　　“國六條”之后，中國百姓不再堅信政府的地產新政；“5?30”之后，中國股民不再堅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國民眾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團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邊？

　　“漢語盤點2006”字詞征集活動得票最多的是“炒”字。近年來，炒股、炒基金熱度空前，加上炒房、炒明星、炒新聞等等，帶熱了“炒”字，沒有哪個字能像它一樣如此頻繁地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和視聽之中，所以它成為最熱漢字。

　　“炒”字當頭，一片喧囂。退休人員拿出養老錢，和尚拿出香油錢，公務員不安心辦公，教授不好好講課，大家一齊共賭奧運大牛市。有些人賺夠了一生的錢。理財雜志宣稱“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媒體樹立了一個個致富榜樣，他們可以提前退休了，你還傻著干什么——誰說中華民族是個勤勞致富的民族？

　　10月15日“十七大”召開當日滬股指數高報突破6000點大關。報告中多了個新詞“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年全國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240元左右，只占總收入比例的1.9%，但上漲勢頭強勁，增長速度是勞動收入增長的兩倍。財產性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車輛、土地、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專利收入、分紅和財產增值收益等。

　　“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必須跑過CPI！”否則你的財富就要縮水！然而跑贏CPI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2.2%，2.7%，3.3%，3.0%，3.4%，4.4%……6.5%。通貨膨脹預期已經形成。當物價上漲預期植入人心時，所有能夠提價的開始提價，工資隨之上揚。通脹預期將成為下一階段帶動物價上升的原動力。

　　財產性收入是否會成負值？東南亞金融危機經驗表明：會的。

　　今年全國各大城市紛紛爆出“地王現象”。地產上市公司是圈地主角，股市則成為“地價—房價—地價”循環上升的放大器。地產熱催生了新首富。機構預測，“地王”們若是賭贏了，未來三年的房價將以年30%的速度增長。但要是賭輸了呢？

　　廣州市天河區某副區長大倒苦水，按照他的正常收入買不起廣州的房子(其月收入6000元左右)。貴州省省長、原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稱官員買不起房是說瞎話，“有些領導，住的房子都已經200多平方米了，還在說買不起房，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3月5日“兩會”期間廣州市市長張廣寧一再表態，“控制房價，我的底氣是很足的。你以為說說而已？我決心很大。”數月后，廣東省統計局公布報告稱：廣州市今年上半年商品房價格增長25.8%；事實正在告訴人們：在廣州房價問題上，市長被市場“將了一軍”。中青報等媒體的調查顯示公眾對地方政府穩定房價信心大幅下滑：受訪者普遍認為，地方政府缺乏調控的積極性(67.5%)、開發商過于暴利(60.7%)、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效果不明顯(40.3%)這三方面因素，應該對目前房價過高的局面負主要責任。

　　政府權威性遭遇尷尬：“國六條”之后，中國百姓不再堅信政府的地產新政；“5?30”之后，中國股民不再堅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國民眾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團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邊？哪個政府，中央的還是地方的？在民眾心目中，早就不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劃等號了。而專家更不可信，易憲容先生一句“上海房價要降50%，北京房價要降30%”令眾多房奴折腰。　

　　政府醞釀出臺物業稅，打擊樓市，降溫股市，那么，中產的養命錢投向誰？《三聯生活周刊》一期專題被命名為“恐慌性投資”。中產是股市的主體，中產推崇誰？是那些壟斷行業如銀行、石化、保險或特殊利益領域如地產，中產在不知不覺中被在房價、股價上雙重剝奪。美國股市在推崇誰？是Google，是微軟。他們推崇創新，我們推崇壟斷。壟斷成為中國崛起的攔路虎。讓富裕起來的錢有正當出口，讓民眾創業成功、小企業做大，這才是解決中國錢“流動性過剩”的根本法門。

　　星空冷漠與教育下一代：誰最應該仰望星空？

　　“狼一代”與“我一代”構成父子兩代，卻是網上頻頻開戰的兩代。假如你的世界一團糟，哪來的資格教育下一代？

　　今年5月，溫家寶在同濟大學發表演講時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星空”意味著“無窮的真理”、“凜然的正義”、“博大的胸懷”和“永恒的熾熱”；要“學會做人，學會思考，學會知識和技能，做一個關心世界和國家命運的人”。

　　美國《時代》周刊專題將國內熱議的獨生子女一代標稱為“我一代”，雜志封面上有這樣一行字：“忘記民主。中國二十多歲的人忙著享受生活，無暇顧及政治。”“我一代”好像只關心八卦新聞和娛樂消遣。龍應臺曾說上世紀80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是“不會鬧事的一代”：專心賺錢、享受個人空間、回避面對或反抗環境的不合理束縛、不去處理內心對真理和正義的本能向往。

　　被問及是否愿意成為王小波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時，80后“領秀人物”韓寒坦陳：在這個國家，做一個憂國憂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國家不樂意，國民不在意。他只希望自己60歲時是個被年輕姑娘喜歡的深沉的老頑童。

　　今年10月黃金周期間“香港游”內地客比同期陡增四成，那是為了一部電影，確切地說，是看那未被刪除的12分鐘。有評論批評指出，《色，戒》淹沒了大時代的主題，關心性與中年危機甚于民族大義。但這樣的聲音微弱到幾乎聽不見。消費主義糾結解構著任何宏大主題，或者，消費是唯一主題。

　　個人扶貧小有成效的茅于軾先生今年有點想不通。他寫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自以為兩頭都可以討好，不料卻招來不少罵聲。罵者稱，中產階層是不是不需要人說話辦事了呢？平心而論，茅老先生至少比“替富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的那些學者強多了。

　　美林集團發布的全球富人報告中稱，截至2006年年底，中國共有34.5萬名富裕人士，他們擁有的財富總值達1.7萬億美元，列亞洲第二。中國富裕人群集中于41歲至55歲之間，其主要的財富來源是股票和地產。

　　41歲至55歲的成功人群被《新周刊》冠以“F40”。批評者稱這批人是中國新利益集團的代表，成長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冷漠、自私、貪婪、兇殘，屬“狼一代”，本能地懂得結黨集群，善于捕捉機會，勇于劫掠和吞噬。他們在失去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現代西方文明實質；學習了一點市場經濟的皮毛和港臺富豪的生活品位，絕無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懷。“狼一代”強力介入政經各界關鍵崗位并主導游戲規則制定，使國家未來發展付出高昂的代價。那么，問題就來了，假如世界在他們手中變得更糟了，“狼一代”有什么資格教訓其子女“我一代”？

　　北京市市長王岐山提出杜絕廣告詞中反復出現的“至尊”、“豪宅”、“奢侈”、“頂級享受”等字眼，媒體稱這已嚴重影響了首都的和諧氛圍。富人的形象調查顯示，如果用三個詞來形容他們，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貪婪(52.7%)和腐敗(45%)，然后才是聰明(33.1%)和勤奮(31.7%)。然而，盡管受訪者對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為富人”。

　　2007年夏季的一天，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應邀來到一位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書房，兩人暢談社會學話題，周向國家領導人暢言：“科學的特質是用來‘求真’的，而不是用來‘求善’。應當發展美育作為補充，用以替代宗教在西方的那種功能，引導人們‘求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