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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不久前舉行的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博覽會暨循環經濟立法與政策研討會之后，日前在京舉行的建設創新型交通行業工作會上，交通部部長李盛霖又表示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將大力發展綠色交通技術”的信息。循環經濟的熱度由此可見一斑。

技術饑渴

　　傳統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循環經濟所遵循的原則是“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其特征是“對資源的低開采、高利用、污染物的低排放”。

　　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力爭到 2010年，我國消耗每噸能源、鐵礦石、有色金屬、非金屬礦等十五種重要資源產出的GDP比2003年提高25％左右；每萬元GDP能耗下降18％以上。農業灌溉水平均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5，每萬元工業增加值取水量下降到120立方米。礦產資源總回收率和共伴生礦綜合利用率分別提高5個百分點。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提高到60％以上；再生銅、鋁、鉛占產量的比重分別達到35％、25％、30％，主要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提高65％以上。工業固體廢物堆存和處置量控制在4.5億噸左右；城市生活垃圾增長率控制在5％左右。”

　　循環經濟的益處不言自明，但發展循環經濟存在著兩大問題：法規、政策不完善，體制、機制不健全；相關技術開發滯后。

　　法律和機制的問題是一個“軟問題”，而技術卻是一個“硬傷”。先進的技術既是實現循環經濟的支撐，又是循環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沒有先進技術的輸入，循環經濟所追求的經濟和環境的目標將難以從根本上實現。專家認為，要突破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瓶頸，我國現在需要大力開發和推廣減量技術、替代技術、再利用技術、資源化技術、系統優化技術、延長產業鏈和相關產業鏈接技術、零排放技術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術等。

　　而目前在這些技術方面，我國可利用的現成技術并不多，存在著極大的缺口。“我國需要在循環經濟的支撐技術體系上下功夫，”越來越多的專家對此形成了共識，“國際上現有的先進技術要積極引進。但這些技術還遠遠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問題。針對中國人多資源少的國情，中國更應大力發展自有技術，建立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體系。”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環保總局已要求有關部門，大力推廣循環經濟，組織開發和示范有普遍推廣意義的資源節約和替代技術、能量梯級利用技術、延長產業鏈和相關產業鏈接技術、“零排放”技術、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術、回收處理技術、綠色再制造技術等先進技術。

　　技術欠缺，很多循環經濟遭遇的問題就是因此而起。近期，關于廢舊輪胎的進口問題，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和中國輪胎翻修利用協會對廢舊輪胎進口與否的相反態度，在中國橡膠業及汽車配件等相關產業內引起極大反響。輪胎翻修協會認為，廢舊輪胎是可利用的資源，贊成進口；而橡膠工業協會則明確表示，廢舊輪胎是工業垃圾，反對進口。國家發改委環境和資源綜合利用司綜合利用處處長馮良說，從資源利用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進口舊輪胎對中國來說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可行性。近年來，我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橡膠消費國和最大的橡膠進口國，橡膠對外依存度較高。與此同時，國內廢舊輪胎再生資源化產業也在迅速發展。以對環境無害的方式把廢舊輪胎利用起來，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我國廢舊輪胎回收利用率只有65％左右，主要做再生膠，輪胎翻新率還不到4％，能利用廢舊全鋼子午胎做再生膠年產5000噸以上的企業不足10家，絕大多數企業處理不了廢舊全鋼子午胎。

　　如果能解決技術“饑渴”，這種問題本就不會存在。

尋求合作是個突破口

　　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尋求合作無疑是個很好的突破口，南京鋼鐵股份公司為行業找到了一個優良的范本。

　　日前，世界銀行和意大利碳基金的能源環保專家來到南京鋼鐵股份公司，就南鋼借助自身的轉爐煤氣回收項目，運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與世界銀行簽署的溫室氣體減排購買協議進行現場認證，這標志著，中國政府在《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下批準的首個提高能效項目已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

　　意大利碳基金通過世界銀行在未來10年將購買南鋼約65萬噸的二氧化碳減排權，而南鋼將從中獲得先進技術和外來資金。南鋼股份事業發展部部長劉躍建介紹南鋼“牽手”CDM時說：“南鋼獲得了CDM批準的中國首個工業節能碳基金項目，這是對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激勵。通過CDM項目，南鋼獲得了先進技術和外來資金，為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創造了條件。”

　　專家們也在為循環經濟獻計獻策，很多人認為，中國企業要抓住《京都議定書》的生效，發展中國家尚不完全承擔減排義務這一契機，積極開展清潔發展機制方面的國際合作，通過CDM項目獲得部分循環經濟資金援助和先進技術。要利用國際交流平臺，大力加強對國際及國外環保認證標準的研究，及時收集、整理、跟蹤國外的環保壁壘，建立環保壁壘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及時采取積極防御措施，為我國循環經濟產品順利走出國門，融入全球循環經濟網絡提供保障。

循環經濟整合生產鏈條

　　國家環保總局最近公布的全國化工石化項目環境風險排查結果顯示，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的7555個化工石化建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我國化工行業正在步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在加強環境影響評價、防止新的布局性問題產生的同時，增強憂患意識，完善相關措施，防范和減輕“重大風險源”的威脅是十分必要的。

　　“化工企業帶來的環境安全問題，對環境的威脅越來越突出。化工企業的環境問題要通過三個渠道解決：一是選址要科學；二是要嚴格執行環境評價；三是生產過程要盡量清潔化，減少三廢排放。”談到化工企業生態安全，今年2月被授予“中華環境獎”的山東魯北集團董事長馮怡生認為，“魯北遠離城區40公里，建在渤海灣畔的鹽堿地上，通過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鏈條上每一環節產生的傳統‘三廢’都‘吃干榨盡’，實現零排放，保證了環境安全。”

　　化工企業最大的污染來自有害廢氣廢渣廢水。魯北企業集團共有52家下屬企業，形成了磷胺—硫酸—水泥聯產、海水一水多用、鹽堿熱電聯產三大生態產業鏈，而這3個鏈條又互相聯系。一條產業鏈中的廢物，轉成為另一條產業鏈中的原料，形成一張循環經濟網絡，像一個生態食物鏈。魯北集團的生態工業發展模式實現了資源的有效整合，資源利用率達95.6％，清潔能源利用率85.9％，主要產品的成本降低了30％～50％，對企業年總產值的增長貢獻率達40％。2005年集團銷售收入64.5億元，利稅近9.7億元。

調整產業結構

　　“目前經濟運行的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壓力繼續加大。一些地區、行業投資增長過快；鋼鐵、建材和有色等行業產能過剩的壓力繼續加大；部分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較快；局部性、時段性煤電油運行緊張仍存在。”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朱宏任在日前召開的2006年第一季度工交經濟運行新聞發布會上，如此描述我國產能過剩的局面。

　　目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已出臺了煤炭、水泥、鋁、鐵合金、焦炭等行業加快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將陸續出臺其他有關行業加快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同時，堅決關閉破壞資源、污染環境、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礦。加快修訂《電網調度管理條例》，優先安排高效、環保和先進的大型機組多發電、滿發電，限制能耗高、污染嚴重的機組發電，淘汰落后的發電機組，實施電網節能調度。推進有色行業再生資源利用。發揮水泥行業處理城市垃圾和工業廢棄物的優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跟蹤監測重要商品進出口形勢變化，引導企業加快調整產品結構，加快市場多元化。繼續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加大對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研發產品出口的支持力度，做好自主品牌建設經驗的總結和推廣工作，積極應對國際貿易爭端。

　　這一系列措施將有效推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擺脫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窘境，同時削減污染。

　　但專家同時也提醒，循環經濟實質上是一種自覺的經濟形態，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共同營造。尤其是公眾，作為社會再生產的末端，如果能樹立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價值觀和消費觀，優先采購和消費循環產品，不僅節約資源，保護環境，而且有助于廢舊資源利用產業的生存和發展。

　　可以說，我們是否選擇綠色消費，決定了循環經濟的成敗。

《京都議定書》簡介

     《京都議定書》是一部限制各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際法案。該法案自1992年各國政府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又稱UNFCCC）之日起，已經有全球的185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并成功地舉行了多次由各締約國參加的締約方大會。1995年在柏林舉行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中，發達國家承諾將在200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經過締約方最終審評認定，這一承諾不足以實現公約中所預期達到的目標。

　　為了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預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國作出更加細化并具有強制力的承諾。于是引發了新一輪關于加強發達國家義務及承諾的談判。歷經多屆會議，在1997年，終于形成了關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屆締約方大會上對這一法案內容的研討、磋商成為大會的主要議題。當本屆大會結束時，該公約已經初具雛形，并以當屆大會舉辦地京都命名，也就是著名的《京都議定書》。

　　該議定書中規定，工業化國家將在2008年到2012年間，使他們的全部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５％。限排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為達到限排目標，各參與公約的工業化國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數量的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配額。如歐盟分配到的減排配額大約是8％。另外，《京都議定書》本著公平性原則，考慮到發達國家在其發展歷史上對地球大氣造成嚴重的破壞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給予有差別的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的第一承諾期中將不承擔減排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