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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人民日報  

    2007年至今，我國經濟運行態勢表現出四個階段的變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轉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的大幅下滑，隨后轉向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恢復性大幅回升，又進入新一輪適度增長區間。那么，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將會呈現怎樣的走勢呢？具體分析，可能會有以下幾個特點。

    從經濟周期波動的態勢看，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將在新一輪周期的適度增長區間運行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進入工業化歷程到2009年，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10輪周期，2010年又進入了新一輪即第十一輪周期。

    前8輪經濟周期，可以概括為“2+3=5”周期，即周期長度一般為5年左右，上升期很短，往往只有一兩年，隨后的調整回落期往往為3年左右，總體表現為一種“短程周期”。而第九輪經濟周期的長度延長到9年，第十輪經濟周期又延長到10年，這兩輪周期擴展為一種“中程周期”。第九輪經濟周期為“2+7=9”周期，即上升期和前8輪周期一樣，只有短短的兩年，但回落期比較平穩，每年平均回落1個百分點，平穩回落了7年，整個周期為9年。第十輪經濟周期走出了一個“8+2=10”的良好軌跡，即上升期延長到8年，從2000年至2007年，經濟增長率連續處于8%至14%的上升通道內。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最長上升軌跡。但到了2007年，經濟增長有些偏快。2008年，在國內經濟調整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疊加作用下，經濟增長率從2007年的14.2%下降到9.6%，一年間回落了4.6個百分點，回落的勢頭較猛。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我國及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一攬子計劃”，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經濟增長急速下滑的態勢，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總體回升向好。2009年，全年經濟增長率為9.2%，僅比上年回落0.4個百分點。2010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10.3%，高于2009年，從而進入新一輪即第十一輪經濟周期。如果宏觀調控把握得好，第十一輪經濟周期有可能延續第九、第十輪經濟周期的長度，走出一個10年左右的“中程周期”。這樣看，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很可能運行在新一輪周期的適度增長區間。

    從基年經濟增長率的位勢看，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的起點較高，繼續加速上升的空間不大。宏觀調控的側重點是使經濟走穩，主要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

    2010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10.3%，位勢較高，“十二五”時期繼續加速上升的空間不大。宏觀調控的側重點是使經濟走穩，防止各地借“十二五”開局之年盲目大干快上，防止借領導班子換屆之機大搞“政績工程”，防止整個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努力保持國民經濟在適度增長區間平穩運行。為此，2011年和“十二五”時期，宏觀調控首先要使經濟增長率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恢復性大幅回升向適度增長區間平穩回落。

    進入2011年后，這一正常、平穩的回落過程卻被中外一些人士解讀為中國經濟已處于滯脹狀態，或面臨滯脹風險，或將陷入“硬著陸”，經濟增長率有可能降到8%以下。這些解讀是不符合實際的。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滯脹的主要依據是兩個指標：一是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近兩個月連續回落；二是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同比增長率4月比3月回落了1.4個百分點。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在2009年3月至2011年5月的27個月中雖有幾次在51%至56%的區間小幅波動，但連續處于臨界點（50%）以上的擴張區間。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是直線上升的，有點小幅波動是正常的，不應大驚小怪。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同比增長率來看，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呈現出向適度增長區間回落中趨穩態勢，從2010年6月到2011年4月已連續10個月保持在13%左右。這怎能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滯脹呢？

    從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看，2011年重在穩定物價總水平，“穩物價”與“穩增長”是相輔相成的

    2011年1月至4月，居民消費價格月同比上漲率分別為4.9%、4.9%、5.4%和5.3%。從近5年來的情況看，2006年物價較為低穩，在3%以下輕微波動。2007年物價開始攀升，連續破3、破4、破5、破6。200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雙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2008年初，物價上沖到8.7%。隨后，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物價隨經濟增長率的降低下降至1.2%。2009年，物價在大部分月份中處于負增長。2010年下半年，物價開始攀升，破3、破4、破5，主要是從一些小品種的農產品漲價開始，民間的概括為：“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油你漲、糖高宗、蘋什么、辣翻天”等。

    物價問題涉及千家萬戶，是關系民生、關系經濟健康發展、關系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決不可輕視。中央提出，要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對于今年的物價走勢，一般認為，由于2010年物價走勢前低后高，再加上翹尾因素的影響，今年可能會是前高后低，經過努力，實現4%左右的物價調控目標是有可能的。同時，還要考慮到一些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從今、明兩年看，這些不確定性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經濟增長態勢。今、明兩年經濟增長會不會出現偏快或過熱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歷次物價上漲，都與需求面即經濟增長過熱的拉動關系密切，而這次物價上漲的一個新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像過去那樣過高。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沒有明顯高企、經濟沒有明顯偏快或過熱的情況下，物價卻開始攀升。考慮到各級領導班子換屆，再加上“十二五”開局，各地大干快上的熱情很高，所以不能排除今、明兩年我國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偏快問題。因此，當前“穩物價”與“穩增長”的任務是相輔相成的。二是農業自然災害因素。我國已連續7年實現糧食增產。今年，如果自然災害嚴重并影響到糧食豐收，就會助推物價上漲。三是國際因素。如果國際上原油、原材料、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就會加大。此外，還要關注和警惕工資上漲與物價上漲的螺旋式攀升問題。我國1997年以來物價保持了十幾年的低穩狀態，與經濟增長沒有出現嚴重過熱有關，也與勞動成本較低、工資上漲緩慢有關。現在，我國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物價上漲與勞動成本上漲的關系更緊密了。

     從潛在經濟增長率看，“十二五”時期在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背景下，適度經濟增長區間可把握在8%—10%，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中線可把握在9%

    根據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數據的計算分析，1979—2009年，我國適度經濟增長區間可視為8%—12%，潛在經濟增長率中線為近1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也付出了較大代價，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可概括為“三高五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勞動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技術含量、低價格競爭。由此帶來經濟生活中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主要是：內需與外需不均衡，投資與消費比例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等。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一系列結構性矛盾，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能源、礦產資源、土地、水和生態環境的嚴重制約，受到各種成本上升的影響，受到國內消費需求狹窄的限制，受到國際經濟、金融等風險的沖擊。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時期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的上限可下調2個百分點即可把握在8%—10%，潛在經濟增長率中線可把握在9%。這對于宏觀調控的政策含義是：當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出10%時，就要實行適度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當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8%時，就要實行適度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當實際經濟增長率處于8%—10%的區間時，可實行中性的宏觀調控政策。

    從經濟增長的動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化的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是“十二五”時期發展的重要動力

    “十二五”時期，我國將發生兩大歷史性變化：一是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由中低收入組進入中高收入組；二是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將超過50%。這將為“十二五”時期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促進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重要動力。

    關于居民收入提高。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2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70美元，在世界處于低收入組；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上升到190美元；到1998年上升到790美元，進入中低收入組；在新世紀之初，突破1000美元；“十一五”時期，從1760美元上升到4050美元；在“十二五”時期的第一年2011年，預計將達到4450美元，開始進入“中高收入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兩個同步、兩個提高”：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預見，我國居民收入將加快增長，從而為擴大消費需求創造基礎性條件。

    關于城鎮化推進。我國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49年為10.6%，1978年上升到17.9%。“十一五”時期，城鎮化率由2005年的43%上升到2010年的49.68%。“十二五”時期，我國將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不斷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預防和治理“城市病”。“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人口將首次超過鄉村人口。這對于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將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變化。

    關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十二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將有重要變化，主要包括：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改造提升制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進海洋經濟發展，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這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