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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年初科學界的盤點不斷展開，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岡山大學論文造假事件屢被提及。

    井岡山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講師鐘華和工學院講師劉濤為責任人，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被一次性撤銷。這起中國SCI論文饑渴背景下的瘋狂案例曾令國際輿論嘩然。

    實際上，即便在我國最高水平的科研機構或國家部委高層次的評審中，算數量、比速度，也是比較明顯的問題。一些還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發現，因為其論文發表在國際頂尖雜志，就被國內領導和部門作為突出貢獻而慶祝并給予極大的支持。

    近年來，我國科研論文發表數量突飛猛進。最新的媒體數據顯示，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據統計，這些科研論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開外。真正極好的論文，在中國還是鳳毛麟角。

    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科學界如何潛心學術、摒棄急功近利專訪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他一直堅持科研的質量、回歸科學本質，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時年45歲的饒毅從美國西北大學歸國，他曾任該校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其實驗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動物發育的分子信號。饒毅的回國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并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記者：在國內的學術圈中，您的論文數量似乎并不多？

    饒毅：論文是發表你的科學發現。論文可以看數量也可以看質量。如果用《讓子彈飛》來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槍聲后擊中很多目標，但也可以看看子彈擊中了什么目標。中國現在可能主要看槍響后報捷的喜報用什么材料，就是問發表在什么雜志，而很少人能判斷打下的目標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論文數量比較少，自從2004年有獨立的國內實驗室后，發表過3篇原始文章。其中，兩篇是神經發育：2005年《細胞》報道GSK參與極性形成，2007年《發育生物學》報道ILK參與極性形成；一篇是行為，2008年《自然神經科學》報道鱆胺參與爭斗。

    另外2005年我應邀在《自然神經科學》發表過一篇述評，評論同期一篇文章，雖然不是我們的研究，但我挺喜歡這篇文章，它對原研究者的結果提出不同的解釋。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實驗室論文數量為零。

    這是國內實驗室中發表論文特別慢的活標本，可供批判。

    記者：我發現有個很矛盾的現象，您經常在中國報刊寫文章，好像不低調，但對科學卻很有耐心，又很低調。

    饒毅：不矛盾。我寫的中文文章，是為了推動改革、為了改善科學文化、為了讓青年學生少受不良風氣誤導，所以數量不能太少。而科學是我的本行，無需在公眾中談。我自然有我的科學交流對象，而且我主張研究過程中積極交流，而不僅限于交流已經發表的工作。

    記者：很多人對您個人實驗室的情況也很好奇？

    饒毅：我的實驗室，無論是以前在美國的實驗室，還是后來在北京的實驗室，迄今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實驗室，做實驗完全取決于做實驗者的喜好和自身動力，學生、技術員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們多半很有主見。前不久的組會上，一個學生在回答我建議時說“好”，實驗室其他人員驚訝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聽學生說“好”而不是反駁我。

    一般來說，我的實驗室不依賴速度的競爭，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討，選擇別人不太做的領域。

    在美國時，我實驗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經導向分子，特別是1999年發現Slit蛋白質是神經纖維排斥性導向分子。這是我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時發現的。

    他們都是比我年資高的科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Goodman的年資可以做我老師，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因為1994年證明第一個導向分子的工作聞名于世。1999年我們三個實驗室的論文發表在同一期《細胞》雜志上。

    我的實驗室當年還有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自然》和《神經元》，報道Slit參與神經細胞遷移的導向作用。因為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該領域做下去。后來，從1999～2009年十年，我們共發表約20篇論文，全部集中在神經導向，以Slit為主，也做過其他兩個分子，所有這些都集中理解一個問題：導向的分子機理。

    記者：回國以后呢？

    饒毅：我希望在中國的工作和我在美國的工作一樣。我回國的時候，估計能做到這點。但是，從發表的論文看，我在中國的實驗室，論文數量特別少。即使如此，我現在也有信心把國內的工作做得比美國的好。

    這幾年我的實驗室研究方向從發育轉到行為。實驗室一些學生探討和摸索了不同的行為范式，最后我們決定做社會行為的分子和細胞機理，用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途徑，剖析動物間相互作用的機理。這種轉型，本身需要時間。我們進入新領域，行為領域的人不熟悉我們。行為和發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觀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實驗，我都至少看兩個以上學生重復的結果，不能出紕漏，必須嚴謹。所以，對于自己實驗室的“慢”，我覺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記者：如何解讀這種“慢的標本”？

    饒毅：科學研究的慢，不是偷懶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結果出現慢，但研究者積極思考，積極推進研究。

    是否慢與個人風格和特色有關，也和研究的性質和領域有關。我們實驗室因為研究性質、轉型、風格、時期等多種綜合因素，不可能快。我們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們的目標，質量和高度更受重視。

    在科學界，有少數科學家個人的產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許可以說，這是學術界都喜歡的“西施”，我們實驗室很尊重和羨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學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東施效顰”。

    記者：論文發表的雜志好像大家覺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饒毅：在哪個雜志發表，說明當時一些同行對論文質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幾個審稿人的看法，有時可以出現偏頗，而且有時間問題。所以，雖然發表的雜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會出現不準確的時候。

    比如，神經生物學近年最重要的一個技術發明是光遺傳學，就是用光來操縱分子，發明技術的兩篇關鍵論文，值得獲諾貝爾獎，但它們在《自然神經科學》和《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發表，而很多相關的后續文章發表在《自然》、《科學》和《細胞》上。

    這是因為剛剛出來時，幾個編輯和審稿人沒有馬上意識到其重要性，而后來大家很快都意識到重要性，所以后續的文章刊登在更顯眼的地方。其他領域也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所以，一定要看內容、做學術判斷，而不能單純看發表雜志的名稱。如果只看雜志名稱，那么我們各個單位就不用科學家，而可以請初中生來評價科學了。

    記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壓力？

    饒毅：目前中國科學界比較求快，對我也不例外。

    有人譏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國，有人認為我只能寫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認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談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誡我發表論文比發表議論重要，而且應該又快又多。實驗室的學生也有善意的擔心。我不愿騷擾實驗室學生，不會經常催結果，而是有問題就討論。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選擇。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礎，而且2005年在中國發表過一篇《細胞》論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續一些時間，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壓力，不脫離自己的特點轉而追求急功近利，還可以承受慢一些帶來的壓力。

    記者：對于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議？

    饒毅：對于中國的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年輕的研究者，目前比較難，如果做得慢的，在國內壓力會比較大。

    我現在愿意出來講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別支持。我接受中國青年報的采訪，就是想提供一個標本，希望國內多一些單位能選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在目前情況下，選擇優秀的人、有潛力的人、積極工作的人，即使他們“慢”，也支持他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錯了，也沒人責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錯的時候，作為各級資源掌握者、決策者，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今后最重要的科學發現，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徑，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學工作者根據各自特點，有所選擇，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