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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提示：　　

    我國經濟體系在“十二五”期間將進入從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的階段，因勢利導，加速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創新技術，提高效率，保護自然環境成為了新的工業化發展的方向。　　

     防止氣候變暖以及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一國發展繞不開的主題。　　

     人類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資源的生產率。從這個角度看，低碳經濟革命的實質，是從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時代進入到未來的資源生產率時代。　　

    今天，制約人類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已經從勞動力轉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氣容量這樣的自然資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產率，將是未來幾十年經濟創新的主要任務。　　　　　

    發展和轉型并重的關鍵時期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階段，向著中高收入經濟體系邁進。從國際經驗看，邁向中高收入體系后既面臨繼續大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是轉型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若發展戰略不能及時轉型，經濟將面臨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的風險，從而使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處于停滯徘徊期（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高速趕超，形成了政府積極動員資源、企業低成本競爭、政企相互促進的一個獨特的工業化道路，極大地將中國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取得了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激勵了中國工業化的大發展。然而這一增長機制隨著城市化和國際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戰。要素價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會保障體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競爭的工業化機制不可持續的特性凸顯出來。　　

    經濟轉向穩定均衡的增長。　　

    中國過去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提升了中國國力和人民生活，也帶來了結構壓力、發展的不平衡和嚴峻的環境等多方面的挑戰，如繼續沿著原有的機制、軌道高速增長，就沒有調整結構和解決發展不平衡的余地，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加大。必須用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中國當前的工業化水平遠超過GDP相當時期的發達國家和現在可比的任何國家，但城市化水平則普遍低于可比的同類國家水平。提升空間集聚水平以此牽引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仍有很大的余地，“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但由于外部沖擊、結構轉換摩擦、市場機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社會壓力等，都會挑戰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需要加快空間合理配置、結構和機制轉換，才能以可持續的方式保證高增長。　　

    “十一五”規劃已經為空間均衡、結構和機制轉換鋪墊了基礎，如主體功能區的規劃，服務業提升，創新投入和生態資源指標都旨在通過目標牽引來轉變發展模式。由于強烈的外部沖擊，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不斷被挑戰，使得發展模式轉變舉步維艱，迫使我們在“十二五”期間更要加大發展模式的轉換，以空間均衡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并舉的方式推動發展模式的轉換。　　

    從工業化中后期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期。　　

    我國現在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以前的農業經濟大國，轉變為工業經濟大國，工業占GDP的比重接近50%，成為了世界制造的大工廠。以要素投入驅動的工業化的規模擴張，以引進設備或模仿方式進行的“干中學”技術進步演化的投入產出收益在急劇下降，工業化也步入了中后期。但按照工業現代化的效率、結構（指技術先進性、信息化、國際化和管理現代化）和可持續（能耗、排放等）指標來衡量，則仍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參閱《中國工業化藍皮書2009》的指標體系和行業評分）。我國經濟體系在“十二五”期間將進入從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轉向工業現代化加速的階段，因勢利導，加速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創新技術，提高效率，保護自然環境成為了新的工業化發展的方向。　　

    政府主導轉向市場配置資源。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積極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是我國“十二五”期間的一個重要任務。中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很多層次的體制矛盾也凸顯出來，市場作為基礎配置資源的機制始終沒有理順，要素價格扭曲，妨礙了資源的節約使用，激勵了低成本的競爭，產能過剩都與此相關；而行業準入和壟斷問題也困擾著市場機制的發揮，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影響了中國的城市化步伐；而社會福利體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嚴重，導致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擴大，并影響著要素的流動。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抵御外部沖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更具有彈性空間，為政策運用提供體制空間。“十二五”期間不但要對傳統體制進行改革，消除影響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體制機制，而且要面對新形勢、新階段，推進更為豐富的體制創新活動，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社會需求。　　

    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最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轉型，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這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很大的轉型力度，只有政府轉型成功才能理順市場和政府干預的摩擦，而且也才能滿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質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體制的改革要有一個更為系統的規劃，逐步通過財稅等改革激勵政府轉型。　　

    我國經濟發展轉向經濟與自然均衡階段。　　

    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約束越來越強，在“十二五”期間全球化過程還會加速，中國國際貿易、金融等摩擦在不斷加劇，中國提出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張，但直接面臨著國際上相應的約束，成本正常化，污染限制等直接約束了中國出口導向的戰略發展。　　

    國內改革開放后長期忽視的環境保護和資源消耗過大問題直接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這種高消耗的粗放式經營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的沖擊，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社會和生態的空間均衡成為了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會有效地約束著中國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　　

    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和諧社會道路依然艱難。　　

    從全球的發展經驗看，進入中高收入階段，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除經濟社會中的很多不平衡因素，才能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社會和諧發展。“十一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要清楚地認識到，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人們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訴求提高了，城市化加快了人口、土地等資源要素的流動，也對政府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和諧社會道路依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