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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立足于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要求，還是著眼于我國未來的長遠發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都已成為我們發展進程中的一項核心內容。這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我國產業結構在支撐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也暴露出了明顯的不足。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編制之年，圍繞“十二五”時期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戰略等問題，記者近日采訪了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經濟和技術研究所副所長王岳平。王岳平認為，“十二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實施“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戰略，產業政策重心應由過去的“傾斜式”政策為主，向支持關鍵環節的“功能性”政策為主、兼顧“傾斜式”結構性政策轉變，加快實現由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　
　　
    辯證觀察產業結構“高度化”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即使是在2009年金融危機沖擊較為猛烈的情況下，GDP增速依舊達到8.7%。在這種形勢下，您如何評價與之相對應的產業結構的總體情況？　　

    王岳平：過去幾十年，我國產業結構在支撐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暴露出了明顯不足，突出表現在過度集中于生產和加工制造環節，而產業鏈、價值鏈的關鍵環節滯后，導致“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不足。這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在分享了經濟增長效應的同時，協調效應、分配效應和就業效應則不甚理想，環境污染也比較突出。　　

    記者：您能否詳細闡釋一下“什么叫‘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不足”？　　

    王岳平：翻看過去幾年的數據，可以看到，我國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提高到目前的47%以上，這一比重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若要用傳統標準來衡量，我國產業結構是朝著“高度化”方向演進的。　　

    但要是從經濟增長質量，尤其是從價值鏈的關鍵環節來看，就能發現我國基本上集中在價值鏈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也就是說，產業結構“實際高度化”不足。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產業結構的主要問題就是產業鏈和價值鏈內關鍵環節缺失。　　

    記者：那么，這種產業結構的危害又有哪些？　　

    王岳平：這種模式不但使得我國出口產品價格下降，進口價格上升，對外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對外貿易額增長完全要靠數量增加來彌補，而且，還使得貿易摩擦加劇。　　

    記者：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什么”似乎有兩種不同聲音。一方認為，發展重化工業是工業化中期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而另一方則認為，必須依靠大力發展服務業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王岳平：我認為，服務業的發展并不能獨立于制造業升級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外，也不是簡單地提高第三產業投資就能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　　

    同時，初級產品、初加工產品對服務業的需求，與精深加工產品對服務業的需求也有很大差異。因此，這些關鍵環節的突破和壯大，一開始并不一定表現為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大，而有可能首先是在制造業企業內部實現。其發展壯大，最終會導致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大。或者說，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制造業的升級。　　

    實施“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戰略，并不是不發展制造業，也不是只重視制造業，而是要在發展制造業過程中，通過強化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營銷和品牌，以及促進分工深化、增加加工深度，形成高品質與快速響應的核心競爭力，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　　　　

    突破價值鏈關鍵環節　　　　

    記者：基于前面談到的我國產業結構目前存在的問題，您認為在“十二五”時期，對產業結構調整中央應該重點在哪些方面加以政策引導？　　

    王岳平：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從主動性、多維性、全局性、規則性、開放性等多方面考慮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具體來看，我認為“十二五”時期至少要在4個方面得到突出體現：　　

    一是加快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中高端轉變。一方面，應通過提高研發、設計和加工制造水平，強化加工制造環節的核心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增加在全球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產品和環節的比重。　　

    二是要促進由以價格競爭為主向以非價格競爭為主的轉變。如果絕大多數企業都主要依靠價格競爭，那就演變為需要借助國家戰略和相關體制與政策進行調整的宏觀問題。
　　
    三是促進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向有效競爭轉變。對外，要提高產業集中度，努力形成與跨國公司競爭的能力；對內，要促進形成經濟規模和適度競爭。　　

    四是加快由“高投入、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續、低碳化發展模式轉變。　　

    記者：您一直強調要突破價值鏈兩端的關鍵環節，并以此來提升產業分工層級，那么，突破這些關鍵環節的途徑是什么？　　

    王岳平：途徑之一是要強化研發設計，推進自主創新。通過政策支持和制度創新，形成全社會的創新機制，提高社會創新能力，從而催生出一批能夠站在產業鏈、價值鏈高端的企業。與此同時，也要強化政策支持，爭取盡快在若干重要領域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途徑之二，是要強化市場分析、營銷、供應鏈管理和品牌培育。支持企業細分市場，建立營銷網絡，創新營銷模式，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響應速度，強化供應鏈管理，提升價值增長空間。　　　

    產業結構調整是系統工程　　　　

    記者：產業結構調整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制度變革，可謂一項系統工程，“十二五”時期應該如何體現這種“系統性”？　　

    王岳平：“系統性”在“十二五”期間的確應該得到一些體現，對此，我也有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從產業政策的重心來看，“十二五”期間的產業政策應該以支持關鍵環節的“功能性政策”為主，通過多種途徑，重點支持研發、設計、營銷網絡、品牌培育、供應鏈管理等制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環節，以及節能減排等目標，著力改善外部競爭環境和外部條件，著力推進價值鏈功能的提升。　　

    從創新體制機制方面來講，應該完善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的外部環境。一方面，要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市場機制，降低跨行政區域要素、商品流動成本，著力構建全國一體化的價值鏈和供應鏈。另一方面，要推進企業的自主創新，加快建立有利于高技術產業、創新型企業的投融資機制、市場環境和條件。　　

     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各類產業實施分類指導，完善市場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