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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hatGPT到DeepSeek，AI技術的蓬勃發展對各個領域產生了影響，人文教育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挑戰。本期講座我們重點討論AI時代最為現代的“數智賦能”與最為古典的“人文之心”之間的關系。

從ChatGPT到DeepSeek，AI技術的蓬勃發展對各個領域產生了影響，人文教育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挑戰。本期講座我們重點討論AI時代最為現代的“數智賦能”與最為古典的“人文之心”之間的關系。

人文教育的“道器”之辯

從“科學”和“人文”譜系看，二者本有同根同源的宗族關系。但是在人文發展的具體歷史階段，人文似乎又同科學構成了不同的存在。當年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這樣描述他所感受到的“兩種知識”：“一種是真正的知識，另一種是模糊不清的知識。色、聲、香、味、觸都屬于模糊不清的知識。”（〔美〕戴維·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無獨有偶，古典中國的“先覺”也曾對知識的“鴻蒙”“混沌”屬性有所感知。素有中國古代蒙學百科全書之稱的《幼學瓊林》有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明〕程登吉編撰，周遠斌注譯：《幼學瓊林》，崇文書局，2006年）吳承恩所撰的《西游記》開篇便有關于“鴻蒙”的描述：“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自從盤古破鴻蒙，開辟從茲清濁辨。”（〔明〕吳承恩：《西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這或許可視為莊周之隱喻“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的注解。（〔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莊子注疏》內篇《應帝王》，中華書局，2011年）承上所論，無論是“混沌”“渾沌”還是“清濁”“鴻蒙”，這一混沌未鑿的情形，無問西東，共處于一個軸心的延長線上隔空相望。這種情形或可視為人文在曾經的歷史階段面對科學的某種心理緊張，這種緊張可謂中西皆然。

回顧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每一次知識進化與學科結構整合，無不以科技的突飛猛進為先導。科技的飛速發展一方面對人類在物質、體力、生理等方面賦予了強大的能量，另一方面其攜帶的某些負能也曾不同程度地沖擊人文領域。《新科學》的作者維柯就是在這樣一種憤懣不平心態下主張將自然與人文“分庭”，并從物質（自然）與心靈（人事）分解出兩個并行不悖、異彩紛呈的元素相互“抗禮”。如果我們能將人類知識發展進程中出現過的內在分裂，與今天紛至沓來的人工智能之“工具”的“人化”“進化”串聯起來，那么由科學和人文分殊創生的“工具”與“價值”的緊張就可以視為一種德國學者卡西爾所說的“互相依存”的不和諧的諧音。（參見《多維視野中的文學理論》，《人論》，蔡少卿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以為，這實際上是一場由來已久的“道器”關系討論。“君子不器”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二《為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道尊于器”也是古典的真實表達。這里的“器”即“技”“術”“物”“用”等工具類屬的統稱。“道器”曾經一度緊張的關系，至今我們仍可在文獻中尋得蹤跡。清末思想家王韜曾說：“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美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為治之本原也。”（王韜：《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這時的“道”多以“體”的形式出現，“器”多以“用”的形式表現。

其實，具體就“道器”而論，歷來見仁見智。莊子以“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說出了本心。（〔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內篇《養生主》，中華書局，1961年）相較于形而下的“技”與“術”，“道”則自有擔待：“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外篇《知北游》，中華書局，1961年）作為一個至大無外的存在，道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處不在、亙古不變。“道不當名”正乃“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的另一表達。（〔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外篇《天道》，中華書局，1961年）時至近代，康有為出于維新變法之目的，將“道”“器”關系進一步點明：“顯微、千里之鏡，皆粗器矣，而遠窺土木之月，知諸星之別為地，近窺細微之物，見身中微絲之管，見肺中植物之生，見水中小蟲若龍，而大道出焉！道尊于器，然器亦是以變道矣。”（康有為：《筆記》，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1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積淀深厚且博大紛紜的文化系統，因此承載著博大精深之文化的知識分子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上便平添了一層苦惱、困惑與糾結。以至于一代啟蒙思想家嚴復也曾作如是觀：“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嚴復：《論世變之亟》，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從“技進乎道”到“器亦是以變道”的思想史線索看，關于這一命題的討論從未中斷。

從人類文明發展角度觀之，人文與科學其實本是連體孿生，之后才逐漸萌發各自具體訴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將“真的意見和知識”兩分。（〔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對話錄》，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這就如同柏拉圖感知的“木匠與桌子的關系”，（〔美〕戴維·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第2版，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又與維柯的二分世界說有暗合之處：“維柯把世界一分為二，一是心靈世界，一是自然世界。他的知識論標準，即真理與創造可以互相轉化的標準可以適應于這兩個世界。”（〔意〕克羅齊：《維柯的哲學》，陶秀璈等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兩個世界的劃分蘊含著“道”“技”之辨，是一個古典教育的根本性命題。

就今天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而言，以“人生觀”為主導的人文和以“人智觀”為硬核的科學之兩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延續了此前的論爭。固然，道尊于“器”可以視為中西文化的共相，但是“技進乎道”卻也有據可依。“由技入道”主動帶來的“進化”、與人生觀被動接盤帶來的“智化”（物化、異化）為AI時代的人文發展增加了新的賦能，但也為之平添了諸多不確定性。在AI時代，人類雖有雄心壯志，卻很容易在海量數據和強大組合能力面前顯得力不從心，從自以為是到自以為非乃至自愧弗如，這也可視為此前與當下的區別。過去，我們常說“變被動為主動”，而今，以主動的方式援引、擁抱乃至就范而不明確方向，則很可能流于“主動的被動”。

就此而論，科學與人文之間曾經的緊張關系一旦延續到人文與“人智”，人文在越來越強大的工具面前的自覺就愈顯緊迫。意大利學者加林針對人文主義的邊緣化情勢一再強調：“人的尺度必不可少。……那就不能不指出‘人文主義’方向的積極作用和人文主義時代的重要性。”（〔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義》，李玉成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念茲在茲，生長于文明古國的我們有著豐盈的人文資源。由來已久且習以為榮的“古仁人之心”，（〔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宋本范文正公文集》第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正是人文之淑世情懷的古典表達。《詩經》道出的其實就是人類文明數千年來的初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小旻》，王秀梅譯注：《詩經》，中華書局，2006年）這也與《尚書》中文乎其文、古奧典雅之十六字真經遙相呼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卷二《虞書·大禹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人文堅韌而纖細，廣大而精微。這也是千百年來人類之所以小心呵護的原因所在，鑒于人文走到了以“科技”最大化賦能的時段，人文教育面對的挑戰也就不言自明了。

人文教育“芯”“心”相映

鑒于數智賦能的蓬勃發展，本次講座討論的主題實則是一個重新問題化的過程。我們應該看到，當前人文學者面對的問題和此前的論爭有著明顯的不同：之前的問題每每充滿了學科之間的提防乃至敵對的心理預設，當下的問題則是在倒逼的現實版本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反轉——人文學者在不無擔憂的同時，對人工智能的認知表現出一種不能不為的態度。這個態度由此前如臨大敵的被動防備、自衛走向了具有主動意識的松綁、融入。

人類能制造并攜帶工具。小到我們使用的手機、電腦，大到飛機、航天器的不斷升級，尤其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一再給出這樣的提示。在人類心量無窮放大、手臂無限延伸的今天，我們對自身存在的意義之追問不減反增。這也是有學者在認同“人是能夠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這個判斷的同時，進一步強調“攜帶工具是人跟人猿類相區分的一個重要的界線”的原因：“就連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最后也落實到這上面來，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關系模式——‘此在’的模式。”（鄧曉芒：《哲學起步》，商務印書館，2017年）可見，數智的強大賦能不可否認，但對人之為人的價值尺度同樣不可漠然視之。

在AI發展日新月異并充滿不確定的當下，顯然誰都無法作出“一拳碎黃鶴”的了斷。以開放、包容和創新的精神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應是我們的不二選擇。在AI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當下，數智與人文的相遇歸根結底還是工具與價值、科學與人文關系的再度呈現。這就再度提醒我們不能將這一問題簡單理解為所謂的“對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知識”與“人文”的關系反映在正反兩個方面，是我們需要繼續深入討論和辨析的命題。事實上“知識”確實是“力量”，但是力量卻還存在著正負能量的問題。在AI技術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AI的某些深度偽造可能給人帶來知識幻象，以及因過度開發使用AI生成內容而導致我們過于依賴某種路徑的可能。進一步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一旦被海量數據、信息完全主宰之后，人類的主體性在知識面前面臨著某種淪陷乃至墮落的危險，不加揀擇的全知全能思維模式可能使人類墜入無底的知識深淵。過去，我們曾經以“知識爆炸”來形容鋪天蓋地的信息、數據、芯片帶來的沖擊。當下，我們再度被海量的“知識”包圍之際，人文學者的根本何去何從還在于要確保“道”與“技”面前人類的主體性能夠經受住誘惑與考驗。

應該看到，在“芯片”與“心靈”之間，“芯”是“術”（即“技”或“能”），“心”是初心，是人文傳統中的“道”心。盡管“由技入道”或說“技進乎道”是中外皆然的事實，但“道”尊于“技”則又是中西人文的一個基本面相。“從道不從君”“道不遠人”“吾道一以貫之”等道體之說婦孺皆知。在古典時代，蘇格拉底、孔子與弟子的對話中關于“道德學問”一體化的表述就已經為這一扯不斷的關系埋下了伏筆。無論是“美德即知識”還是“尊德性而道問學”都蘊藏著知識與倫理的根親關系。人格（人文）與學問（知識）之間的張力是隨著人類認知的不斷深化而發生改變的。當丈量文明的標準最終落腳于價值判斷的點位之后，知識和良知之間的揀擇命題才有了全新的意義。

進一步說，在AI加持的數智時代，缺乏定力者往往會因為自主性的東倒西歪而走在理性的鋼絲上。知識的內涵與外延并非一成不變，如同我們看到數據時代的不斷更新迭代。盡管人類可以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不斷要求大自然“交出”自己的秘密，但這畢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探險過程。而且隨著知識的增長，人類越發感受到未竟的空間在無窮擴大。這也是人類關于知識的悖論：隨著有知邊緣的擴大，無知的邊緣也隨之擴張。于是，如同黑洞一般的知識領地讓人不能不產生望洋興嘆的感喟。如果人類在行進過程中陷入知識的海洋卻不能自拔，那就無異于泥牛入海。其實，人類進化過程中面對“工具”的沖擊已經有過關口前移的警醒與警示。

回到科學與人文兩種“知識”本為同根的譜系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價值訴求還在于，人文與人智在求“真”方面并行不悖，只是在求“善”、求“美”等方面還有一定的差別。對（自然）科學，我們不能用“善”與“美”的標尺衡量；對人文學而言，除卻“善”“美”的稟賦，“真”又是有機的。一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足以呈現。（〔清〕焦循撰，沈文卓點校：《孟子正義》卷十三《滕文公下》，中華書局，2017年）這個“真”和上面的批判性一脈相承。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史官記錄帝王言行的傳統，而且只供后人閱鑒。這個史官的史德就是“對褒貶詞匯的使用都極其嚴肅謹慎”且直抒不懼。（徐梵澄：《孔學古微》，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或許，今天我們所主張的“心”“芯”相映就是一個調和配位、雙向賦能的問題。當然，這不是以涂抹自己的邊界、模糊自我的身份、混沌雙方的賦能為代價，而是以彼此各司其職、安于本位為前提。這也是二者相互吸引的一個應有指數。惟其如此，“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境界才能呼之欲出。（〔唐〕李白：《獨坐敬亭山》，〔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數智有“芯”卻無“心”，因此只能以工具的賦能自我設防并守住底線，人文有“心”且需用“芯”，這才是人文教育的應有之義。也只有在雙方的“深情對視”中，才能將雙方的共情耦合發揮到極致。恰恰在這里，潛藏于古典學深處的“真”“善”“美”底蘊為這一致思方式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意義資源。

人文教育的未來

在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今天，如何在工具的泛化與包圍中實現冷靜與突圍，古典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靜水流深的幽靜河道。

古往今來的教育本質都不逾越人文教育。追根溯源，人文教育的質素在“軸心時代”的古典苗圃中枝繁葉茂。（參見〔德〕卡爾·雅思貝爾斯著，李雪濤譯：《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盡管中西古典學在各自語境中呈現出不可通約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但它們也蘊含著可通約的同一性與統一性（參見王中江：《中國古典學的場域與特性》，《中國哲學》2025年第2期），雙方對“以文化人”這一境界，可謂同氣相求。

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也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更無論人生觀怎樣調適，作為教育的人文根基都不會因此發生根本性的動搖。古典學是一門集人類智慧之大成之學。這里的古典并不意味著頑固不化，而是一種具有批判性、公度性、前瞻性的大化之典。“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戴丹妮主編：《莎士比亞戲劇精粹賞析》，武漢大學出版社，2022年）與此同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早已為我們提示過古人努力尋找的答案。（《大雅·文王》，王秀梅譯注：《詩經》，中華書局，2006年）

這里還有一個古典學意義源頭與通識性流變意義的傳承與創新問題。它們從古流傳到今，在每個拐彎處，都會留下無數珍寶，當然就不可能只有源頭的一些東西。“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南宋朱熹的詩句道出了源流的關系。惟其如此，才有大開大合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格局。維柯當年面對“自然”包圍曾主張以古典學的“古老智慧”化解現實的緊張：“審慎，節制和剛毅，它們分別調節人的三個方面：審慎調節人的理解力，節制調節人的意志，剛毅調節人的強力；當人的理性為意志所擁抱，并與貪婪作斗爭的時候，它就是德性；當這種德性制衡諸種用益之時，它也就是正義。”（〔意〕維柯：《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維柯論人文教育》，張小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數智無心、人文“用芯”，深究“天人之際”，來時的路與未來的道一脈相通。《道德經》中的千古箴言“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給了我們這樣的啟迪：數智無常“芯”，以人文為恒“心”。此“心”是古典學意義上的“古仁人之心”。以數智賦能助益古典學發展，人文教育必將柳暗花明、生機勃發。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