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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我從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后赴美學習，1987年返回祖國，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在海外留學后返回內地工作的經濟學博士，參與了很多改革開放問題的探討和研究。

回憶起自己做學生的時候，當時人們普遍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把西方的“真經”學會了，就能為祖國富強作貢獻。當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都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背后肯定有其道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真心學習、用力踐行這些道理，就能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

剛學成歸來那會兒，我自以為學習了最先進的經濟學理論，可以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指點江山”了。可在“激揚文字”時，卻碰了一鼻子灰。因為，直接套用西方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解決中國問題，總是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尷尬和無奈。

舉個例子，1988年，我國通過行政手段把許多項目砍掉，以此來治理整頓1949年以來的首次高通貨膨脹，而不是用我所學到的西方主流理論所主張的提高利率這一市場方法。這讓我感到不解，可認真分析后，這一做法卻包含著必然性。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有許多事關國防安全、經濟運行、社會穩定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它們需要銀行的低息貸款補貼才能存活。提高利率后，這些企業就會負擔加重甚至出現虧損，如果不讓它們倒閉則需要大量的財政補貼，政府會出現巨額赤字，結果只能用增發貨幣來彌補，而這又會導致高通貨膨脹。在這樣的條件下，用行政手段砍投資、砍項目，是我們國家的最優選擇。

這讓我深刻認識到，任何理論都有前提條件，其適用性取決于理論的前提。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這個理論提出時發達國家的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等為暗含前提。簡單照搬西方理論，套用在發展和轉型中的國家，由于條件不同，就會鬧出笑話，甚至事與愿違，唯有結合自己國家實際的創新性理論才能推動自己國家的發展。

認識到這一點后，對我國各種經濟社會現象的分析，我總是先去了解它們存在的具體條件，掌握這些現象所生發的社會歷史土壤，而不是盲目套用西方的公式和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行由政府主導的改革和轉型。當時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有非常有效的市場。它建議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進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以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一些轉型中和發展中國家被這種理論“忽悠”，結果卻帶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讓我們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我想，這是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轉型，而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走上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理論是用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些理論看似很時髦、很有力量，可實際上，按圖索驥的國家卻都失敗了。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理應由我們自己來了解出現在我們國家的現象和問題，及其背后的原因和道理，進而提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理論。換句話說，外來的“和尚”所念的西方發達世界的“經”，不一定對中國管用。中國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上，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根植中國大地、面向中國問題的“真經”，還需中國人自己念。

30年前，我與易綱、海聞等6位海歸經濟學者在北京大學共同創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建之初，就立志要做對中國有意義的“真學問”。隨著更多學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學等方面的拓展，2008年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2015年入選國家首批高端智庫，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農村建設、土地問題、國企改革、人口政策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等諸多重大問題上，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政策建議。

從1995年開設“中國經濟專題”課程開始，我就主要以自己求索理解復興之路上諸多現象的研究心得為講授內容。這些內容時間跨度大、涉及面廣，很多分析論斷，在提出時常常有悖于主流學界的定論，然而一再為中國后來的發展所證實，并逐漸深化成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根源。

自1996年起，我在北京大學給本科生開設“中國經濟專題”課程，除2008年至2012年到世界銀行任職未能開課外，我已經講授這門課程20余年了。教室里500多人的座位，經常會有六七百位同學來聽講，其中還有冒著嚴寒酷暑騎自行車趕來上課的外校學生，同學們求知的熱情讓我深為感動！

盡管如此，能夠在我課堂上面對面教授的學生還是有限，多數學生是通過讀我的書或其他人的書來學習、了解中國的發展改革的問題和經驗。人們在學習的時候，通常希望從書里得到知識，可以在與他人對話時旁征博引、侃侃而談；或是將來碰到問題，會想到用書中的知識來幫助自己。

然而，我覺得，讀書并不意味著在書里找到現成答案，最重要的是通過讀書學會認識世界的方法。就像臨摹名畫一樣，并不是為了畫得像，而是為了學習如何作畫。只有這樣，才能從學習現有理論中掌握學問之道，將來才有可能抓住這個時代給予的機會。

古今中外的書籍浩如煙海，宛如一座百花園。而閱讀就像采集花粉，做學問的關鍵就是要像蜜蜂那樣，采得百花釀成蜜——不光要涉獵廣泛、融會貫通，更要在自主創新的路上不遺余力，在研究解決事關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回顧我自己做學問的過程，感覺像是在搭建一座殿堂，圍繞著改革開放不斷出現的現實問題，探尋“中國奇跡”背后的道理、求索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一塊一塊地組建成一個整體，建構出新結構經濟學這一涉及發展、轉型、經濟運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理論。這樣的理論能夠經得起考驗，不是一推就倒，關鍵在于反映了共同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世界觀、方法論。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寶貴機遇，給我們搭建了述學立論、建言獻策的廣闊舞臺；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對問題深入了解，從中國經濟奇跡這座富礦中不斷深挖，提煉新思路、提出新觀點，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

“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辦公室里懸掛的這四行字時刻提醒著我：直面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提煉中國理論，反哺中國實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職責和使命。

面向未來，廣大理論工作者需要俯下身子采百花、邁開步子察實情、聚精會神出實招，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看本質，從短期波動中探究長期趨勢，不畏浮云遮望眼，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回答好新征程上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唯有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坐標，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方能不負時代，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