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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產業政策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重要結合點。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這是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環境、實現產業良性發展的現實要求。

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產業政策的重心放在產業發展上，其前提是經濟全球化持續深入推進，我國產業可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不用擔心人為因素造成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斷供，從而威脅到產業的正常發展。但是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發達國家出于保持本國產業競爭力和在全球產業中的主導、控制地位考慮，不斷加強對我國產業的打壓遏制，造成我國核心零部件、重大裝備等高科技產品進口斷供風險加大，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較大挑戰。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國家在產業發展和效率之外，開始更加重視產業安全問題，美國等發達國家紛紛采取相應的產業政策以強化本土關鍵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產業安全也成為我國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產業的發展與安全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產業發展既包括產業規模的擴張，更包括發展質量的提高。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國際分工地位，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重點產業和產業鏈關鍵環節加強國內供給能力、增強全球產業競爭力，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實際上就是通過提高高技術產品的自主可控水平和對產業鏈供應鏈的掌控力保障產業安全。另一方面，強調保障安全，不僅可以使產業平穩運轉、穩定發展，而且可以使企業在產業大循環中獲得收入和利潤，并持續投入到技術創新和綠色發展等方面，從而推動產業發展質量提升。

產業政策堅持發展與安全并舉需要處理好幾組關系。一是短期與長期的關系。產業政策通過將資源向“卡脖子”領域和安全風險大的環節傾斜，雖然可能會影響短期經濟增速，但是有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不容忽視的是，如果在保障安全領域短期投入的資源過多，造成其他領域的資源投入不足，也會影響到長期經濟增長。對此，需要統籌好短期與長期的關系。二是全局與重點的關系。產業政策的實施受到財政資金等資源有限性的約束，采取面面俱到“撒胡椒面”的方式很難達到補鏈強鏈的效果，因此需要優先支持重點產業鏈及其關鍵環節。重點領域和環節實現補鏈強鏈又會通過產業關聯、輻射帶動等機制起到撬動全局的作用，促進其他產業鏈和其他環節的發展。三是自主與開放的關系。產業政策更加關注安全，其目標是提高關鍵領域的自主可控水平，但絕不是排斥全球化，相反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利用全球技術、資源、人才、服務等，提升我國產業競爭能力和產業安全水平。四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發揮我國政府在集中力量辦大事、解決市場失靈、優化市場和競爭環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充分調動市場微觀主體的投資、創新、創業活力，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發力。五是產業政策與其他政策的關系。產業政策會與財政、貨幣、區域、土地、節能環保、社會保障等各方面政策產生相互影響。產業政策有效發揮作用，需要與其他政策相互協調、形成政策合力。

產業政策堅持發展與安全并舉要在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兩方面同時發力。一方面，傳統產業仍是我國產業體系的主體，也是卡點和斷點比較集中的領域，因此需要狠抓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特別是推進傳統制造業的高端化、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代表著未來發展方向，有望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支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由前沿技術推動、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早期階段，所有國家處于相似的起跑線，為后發國家提供了在新領域新賽道“換道超車”、鍛造新的產業競爭優勢的機遇。在新興領域形成全球領先優勢，有助于加強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話語權，保障產業發展安全。因此，需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帶來的前沿技術不斷涌現、新興產業不斷孕育的契機，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

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決定了針對二者的產業政策差異，需要對現有產業政策實施方式進行優化調整。傳統產業的技術路線、市場需求相對比較明確，技術創新比較緩慢且多為增量型創新，在許多領域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有發達國家的技術路線可供學習借鑒，因此比較容易選擇產業鏈卡點、斷點環節和短板領域發力，通過集中資源在較短時間內補強產業鏈薄弱環節。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別是未來產業的技術路線和應用場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產業化的時間也無法準確預測。產業的低成熟度和高不確定性使得產業政策難以準確選擇支持的具體領域，因此需要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主體在“無人區”進行探索、試錯的作用，產業政策的重點則應放在支持基礎研究、引導投資方向、支持市場應用、優化創新創業環境等方面。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