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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是知識社會、學習型社會，知識服務非常普遍，“智庫熱”更是凸顯了知識服務的重要性。但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是，當前一流的知識服務依然很匱乏。

實際上，一流知識服務與二三流的知識服務的效果迥異，其差距不是95分與70分、60分的差距，而是方向上、層次上的差距，是有解和無解、想得到與想不到的差距。一流知識服務給予的是新方向、新藍海、新機會，能夠讓用戶轉危為安、出奇制勝，而二三流的知識服務則平淡無奇，甚至會導致決策失誤，造成巨大浪費和危害。

要知道，一流知識服務未必來自知名的研究機構和智庫，因為是否一流取決于項目主持人，而非機構。比如，要想得到精彩的奧運會開幕式，應對接張藝謀，而非對接某個知名電影制片廠。只有一流學者作為主持人親自研究并主筆，才能提供一流的知識服務。盲目推崇知名機構可能使決策者等知識用戶誤判誤事、錯失良機、損失巨大。

因此，要獲得一流的知識服務，其核心是構建高效合理的選才用才機制，選出一流人才并使其充分發揮作用。那么，問題就轉化為如何認定誰是一流人才？

首先，依據人才帽子、頂刊論文顯然不行，否則就不需要破“五唯”了。正如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所說，“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論，評審員會給你提很多負面的意見”。依據頭銜官銜就更不準確了，有能力做出原始創新與擅長擔任學界行政職務是兩碼事。

學界權威大獎獲得者一定是一流學者嗎？筆者認為是，但據此認定仍有四點不足：獲獎時間延遲，成果面世后幾年、十幾年或更長時間才能獲獎；權威大獎覆蓋面窄，不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沒有設置權威大獎；國內學者的原創成果不容易被國際承認，尤其文科及智庫領域；獲獎者被國外爭相聘請，很難得到他們的知識服務。

為此，筆者提出開放評價法及其簡明版“互聯網+代表作”評價法、“兩次聚集、以尖識才”等予以解決。簡單地說，就是用標志性成果與學術招牌識別一流學者。科技史和科研特點都表明，水平越高的學者，越能用一項標志性代表作反映其水平并作為自己的學術招牌，諾貝爾獎、圖靈獎等權威大獎獎勵的都是一項成果。“尖”就是突破性成果。一流學者的學術招牌主要來自原創突破、系統精深、奇藝絕學，如高錕之于光纖通信、戈革之于波爾研究、李學勤之于古文字通才。學術招牌可大可小，半成名、未成名的一流學者也有十年磨一劍的標志性成果，特征鮮明，獨樹一幟。

為突出時效性與核心特征，筆者提出用“前沿學者”來界定當下的一流學者：前沿學者是因當下做出原創突破而在國際學術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學者，原創突破包括得到公認（獲權威學術大獎等）和規范確認兩種。采用“互聯網+代表作”評價法，具體包括四方面內容：前沿學者的代表作就是突破性成果；在網上規范展示突破性成果的突破點四要素（突破什么、怎么突破、突破的創見和突破的前景），并用一句話概括其核心貢獻；對同行提出的異議進行把關確認；將突破點錄入“主題—前沿”數據庫，確立突破者的前沿地位。

最近教育部公布的“雙一流”建設名單含高校147所，建設學科約500個（包括北大清華自主確定），全國至少需要500位前沿學者作為學術帶頭人。學術帶頭人是學科建設的決定性因素，如其沒有做出原創突破以引領學科發展，則中材大用的結果是難以建成一流學科，甚至經費投入越多內卷越嚴重。盤點十年磨一劍的原創突破成果，讓大材小用的前沿學者脫穎而出，則能提升我國的科研實力、智庫實力和學科實力。

為在認知保障和組織保障之下，確保政府等知識用戶得到世界一流的知識服務，筆者提出四點建議。首先，建立“前沿學者主題數據庫”。用“互聯網+代表作”法評出前沿學者，錄入數據庫，這樣一來甄選學術帶頭人、項目負責人有“庫”可依。其次，建立云智庫平臺。高端智庫有兩種——實體組織和以前沿學者工作室為節點的網絡組織，前者如超算中心，后者如云計算網絡，二者并重，不可偏廢。再次，建立一流學科平臺或園區，孵化或強化一流學科。由大學城、大學聯盟、創新型城市或一所大學為主建設，確立以原創突破論英雄的一流人才新標準與以原創突破論引領的一流學科新標準。最后，做懂行而挑剔的知識用戶。要求咨詢報告、研究報告附上主持人主筆人簡介，二者共同確保質量，了解其相應的研究積累和學界反饋及其是否為前沿學者，可杜絕以次充好。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