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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2021年即將過去，回顧這一年來本報《文化周刊》的報道，我們既關心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與生活，身心健康、焦慮與困惑，為科研工作者介紹論文發表、審稿的最新動向，也關注科學議題進入公共輿論場、科學家群體走到社會聚光燈下產生的影響。我們既聚焦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人工智能的技術路線、與社會價值觀的互動，也探討科技飛速發展的同時所伴隨的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還提醒普通公眾思考我們所處的技術時代、尋找每個人與技術和諧共處之道。
當今時代，科學技術已經深深嵌入社會歷史發展、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倫理價值之間的互動，正在對每個人產生深刻的影響。過去的一年，我們與你共同關注、追問、思索。新的一年，我們依舊與你同行。
關注科研人的生存狀態
失眠、抑郁、身心俱疲，忙碌、壓力、年齡焦慮……在人們眼中，科研工作者是塔尖上的知識精英，但現實中的他們也有自己的困境。今年，我們關注了中國科研人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也試圖從個體角度出發，探討釋放創新活力之法。
2021年3月，2020版“心理健康藍皮書”發布，其中針對一萬多名科技工作者的調查分析報告顯示，近1/4的調查對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現，同時科研群體里普遍存在著焦慮、人際交往能力較弱、自我評價偏低等問題。
《塔尖上的憂郁》一文聚焦這一話題。調查研究和采訪表明，科技工作者的抑郁和焦慮與工作壓力呈正相關。做科研、寫論文、帶學生、管理項目組、參與學術交流……科研工作不分晝夜、常年無休，尤其是項目考核和答辯前，科研人員的壓力更大。而不斷對標國內外同行“大牛”，科研人員對自己總不滿意。此外，收入和住房等生活硬件條件和身體健康狀況也對心理產生了較大影響。
科研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有針對性的心理健康篩查、評估和培訓，勢在必行。
睡眠不足既是心理健康問題的果，也是它的因。研究發現，中國科學家會在晚10點形成一個下載論文的小高峰。是什么讓中國科研人員“熬著最深的夜”？
從《不熬夜，不科研？》一文的采訪可以發現，選擇在深夜工作，一方面是個人作息習慣和科研工作的特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選擇。白天瑣事太多，特別是財務報銷、項目總結等事務占用太多時間，尤其遭到科研人員的“吐槽”。
長期熬夜工作無異于“殺雞取卵”。國家已采取一些措施給科研人員“減負”，取得了一定效果。
“讓科研人員回到純粹的科研工作的狀態，他們也許就不需要再去熬夜了。即使熬夜，也是自我內心的驅動，而不是不得已的選擇。”這是科研人員的心聲。
年齡焦慮也是當下中國科研人員面臨的問題。《年齡焦慮背后該警惕什么》一文介紹，由于科學架構日益龐大、科研工作向團隊化趨勢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世界范圍內創新成果都在“延時”，科技人才越來越“晚熟”。在國內，這更加劇了科研人的年齡焦慮。
有采訪對象直言：“我們花了很大力氣給科學家貼標簽、戴帽子、設等級，以此進行資源分配，導致很多學者根據這些因素進行自己的職業規劃，臨近評價的時間窗口就會非常焦慮，因為一步錯過可能步步錯過。事實上，這種焦慮是毫無意義的，對真正的科技創新是起副作用的。”同時，制度環境、科研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年輕科研人自我設限，這對激發他們的早期創新能力是不利的。
有采訪專家將科學家比作沖浪選手，而在一個害怕失敗、不能接受失敗的社會里，是沒辦法鼓勵、培養、發掘更多年輕人去冒險“沖浪”的。專家建議，控制過度競爭，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基礎上，給年輕人更多保障性資源，讓他們能相對自由地做自己喜歡的研究，這是激勵年輕人大膽創新的根本途徑。
這一系列報道在科學網公眾號刊發后，獲得了大量點擊，也在評論區激起了熱烈的討論，可見它們引發了廣大科研人的共鳴。我們期待，科研人員的生存狀態能夠得到更多關注，也能有更多舉措出臺，讓科研人員回歸純粹的科研狀態，讓他們的創新活力充分釋放出來。
繞不開的論文話題
對科研人員來說，論文是個繞不開的話題。我們持續關注有關論文發表的議題，并對其中三個熱點展開了討論。
在短視頻風潮席卷全球的當下，論文短視頻成為了科學可視化呈現的一種新形式。在《論文+視頻：會成為學術發表新標配嗎》一文中，中國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教授劉星月介紹，科研視頻的制作，一方面要求科研人員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路，另一方面要求設計人員對該研究的專業背景有一定了解，從而找到展現研究內容的最佳方式，同時保證視頻的科學性、準確性。
有受訪者表示，目前在科研人員中愿意為成果制作視頻的人比例仍不高，一是因為制作視頻的技術要求較高，二是視頻制作的成本往往是比較高的。
盡管如此，國內已經有很多提供科技繪圖及視頻制作等服務的工作室，還有一些已經達到一定規模的專業公司。行內人士認為，這個行業會越來越好。
論文審稿周期長、審稿人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因此，關于如何激勵審稿人高效地審稿，一直是學術圈討論的話題。2021年，《科學》的一篇報道討論了“是否應該給予審稿人報酬”的話題，一時間吸引了科學共同體的熱議。
在《科學家審稿，談錢俗嗎》一文中，我們梳理發現，不同出版機構對于同行評審模式的選擇并不是單一的。包括《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柳葉刀》，有時會為審稿人提供報酬。
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教授王善勇指出，對于中國目前的科研環境來說，相較于爭取審稿報酬，科研人員更急需的是培養一種奉獻精神，而不是沒好處就不去做的功利思維。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江曉原則認為，一家商業公司，一方面要求審稿人無償審稿，另一方面要求他們必須盡心盡力、高效完成，這在過去是一種學術傳統，現在變成了道德枷鎖。
人類學家Hugh Gusterson也態度明確。學者們應該繼續以志愿者的身份為非營利出版商審稿，但應該對那些不支付報酬的營利性出版商的要求“直接說不”。
近年來，科技期刊上發表“背靠背”論文的現象越來越多。既包括了不同團隊“不約而同”發表“背靠背”論文，也有不同團隊相約“手拉手”發表的情況，極端情況還存在“被背靠背”的現象。
《“手拉手”發表“背靠背”論文，學術的繁榮還是內卷》一文中，受訪專家解釋，對于近年來“背靠背”論文越來越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學的進步和繁榮，催生熱門研究方向，科研團隊可以更高效地解決領域內相關科學問題；另一方面是科研競爭加劇，導致部分熱門領域成果“泉涌式”爆發，這也增加了不同團隊研究類似課題的概率。
除了“友好”的“背靠背”論文發表情形，也有游走在學術道德邊緣的情況。比如，作者可能遭遇審稿人“泄密”，最終導致“被背靠背”論文的現象發生。或者在交流過程中，有些團隊得知對方的研究內容，并迅速模仿，最終搶發論文。
這些都是學術內卷的結果。受訪專家表示，只有在一個好的學術生態里，有共同規范和約定俗成，才能犯規成本高，少猜忌，實現充分和深入交流，最終推動科學快速發展。
科學家被公眾“品頭論足”
近年來，科技議題時常進入社會領域并引起廣泛關注，與此同時，科學家也成為公眾品頭論足的對象。在大科學時代，特別是在新媒體的加持下，象牙塔中的科學走到了聚光燈下。
科學家如何看待自己成為被圍觀的對象？經由媒體傳播的科學家形象是否符合公眾以及科學家自身的期待？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我們以“聚光燈下的科學”為題，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
受訪專家表示，科學家本身非常希望看到通過科技方面的熱門話題激起公眾對科學的熱愛、對科學的重視，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然而網絡既可以用于正義發聲，也可能成為發布錯誤信息的工具，這是一把“雙刃劍”。在享受它所帶來的好處時，也得面對不科學或不實的信息，承受質疑或誤解。
新媒體時代，科學家一不留神就會成為“網紅”，擁有粉絲、被立“人設”或是遭遇誤解。受訪專家希望，媒體能夠重點介紹熱點事件背后的科學技術問題，包括與它相關的科學知識、事件涉及的科技成果的重要性和應用前景等。要實事求是，不要浮夸，不要拔高，不要吹牛，不去炒作科技事件，更不要像炒作演藝界的明星那樣去炒作科學家。
從科學家自身來說，他們也表示，要努力堅守科學精神，保持定力，少湊熱鬧，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職工作上，多做自己擅長的事，說話嚴謹、負責任，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
2021年10月，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國勛章”獲得者的重大現實題材作品《功勛》熱播，其中于敏、黃旭華、孫家棟、屠呦呦、袁隆平的故事引發熱議。
影片里的科學家立住了嗎？面對我們的這一提問，科學家、科學傳播者和藝術工作者產生了觀念分歧。
科學家認為，藝術加工犧牲了歷史的真實，強化了公眾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把科學家某方面的性格故意放大，使他們看上去像個“怪人”。
但文藝創作者認為，文藝作品基于事實，但畢竟不是事實。藝術作品需要具備應有的戲劇張力和審美情趣，不能完全拿生活的真實、歷史的真實來要求人物的創作。如果影視劇作品只講求真實，那就變成了一件完全與藝術無關的事了。
在科技傳播工作者看來，公眾希望看到的科學家形象，與其說是“真實性”，不如說是“豐富性”。科學家有千千萬，每一位科學家都是獨立的個人，哪怕是同一個人，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往往也有很多面相。另外，這種豐富性還體現在，能夠允許更豐富的解讀方式并存，而不是說對某一個人只許這樣解讀，其他都是誤讀。
受訪專家還表示，在單調的、刻板化的理解下，科學家成了圣徒，高尚、完美、正確，但缺乏人性。科學傳播要讓科學走下神壇，從而真正走向大眾。科學家形象豐富化后，科學家仍然是高尚的，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他們可以像“鄰居家的好孩子”，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學習榜樣，始終生活在大眾身邊。
多維度探討生態議題
生態文明建設是時代命題，也是自然科學報道不可缺失的部分。今年，我們從歷史、書寫、教育等多個維度探討生態話題。
3月，考古界“頂流”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啟發掘成果公布，再次驚艷世人。其中3號“祭祀坑”中出土的120多根象牙，引得網友好奇：莫非3000多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
《大象的退卻》一文通過對史料的詳細梳理，解答了這個疑問。原來，四川盆地一帶野象棲息的歷史非常悠久。事實上，自上古時期，亞洲象在中國分布之廣遠超人們的想象。只不過此后3000多年，這種聰明的龐然大物走上了一條從東北撤向西南的漫長的退卻之路。除了氣候變冷等因素外，大象的退卻還與人象間的博弈密切相關，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棲息地被毀。
回溯大象退卻的歷史，讓我們得以看見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極為復雜的關系，這為理解中國當下的環境問題和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歷史基礎。
9月，首屆十二背后·十月“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頒獎，這是國內首個以生態寫作為主題的專業獎項。我們借此以《生態文學：一種新的世界觀》一文探討了文學在生態文明時代的獨特價值。
在受訪專家看來，生態文學不僅是把主要角色從人類擴展到自然萬物，更是一種世界觀、文學觀的重大變化。中國古代文學給當下生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歷史土壤，但生態問題歸根結底是個當代問題，它有切實的現實焦慮。生態文學需要站在更高的層次和維度上來看待自然和人類自身。
在生態寫作中，地方性自然寫作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在《療愈“自然缺失癥”》報道中受訪專家所說，“一個人對自己家鄉有什么東西都不清楚，連自己家鄉的特色動植物、地貌、物產都叫不上名字，何談愛家鄉、愛祖國？”要想療愈現代人普遍患有的“自然缺失癥”，不妨首先從足下、從家園、從地方開始。
我們采訪了編寫《橫斷山有花植物圖鑒》《云南高山花卉》的植物學家，采訪了推出一系列中山本地自然圖書的出版人，也采訪了將博物文化融入地方性自然寫作的高校教師。他們談到地方性自然書寫的重要性。“現代高科技強調普遍性，也越來越鼓勵人們遠離大地、忽視大地。然而沒有堅實的大地，人類什么都不會有。”
建設生態文明，最重要的基礎工作之一是教育。只有通過有效的教育活動培育出一代具有較高環境素養的公民，才能真正將保護生態付諸實踐并持續下去。在《生態教育實踐：“聽報告”不如“滾草坡”》報道中，受訪專家都是生態教育的實踐者，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讓孩子們感受自然、親近自然，就是生態環境教育的起點。他們基于實際經驗提出了很多建議，比如生態文明是跨學科的問題，這要求大學教育培養的相應人才既要專、又要通；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要培養會講故事的人，等等。
作為對當下時代重要議題的回應，我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還將持續。
在技術時代追問技術
這個時代，沒人會否認，技術已經深度嵌入我們的生活。那么，技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對技術的全面依賴又會給我們帶來什么？今年，我們記錄了幾位技術史、哲學學者的思考。
楊慶峰、閆宏秀、段偉文、劉永謀四位學者，在今年出版了《技術有病，我沒藥》一書，發起公共討論。要不要把手機帶進臥室？相信人還是相信手機導航？微信聊天記錄全被刪除有多尷尬？疫情期間玩不轉智能手機就沒法出門？正是從這些日常小事中，他們看到了技術與人的張力，激發了哲學思考。他們提出“被技術拒絕”等概念，探討在技術時代，人如何更平等、更自由地生活。
在《來！聊10萬字的技術》報道中，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胡翌霖主張經由“歷史”的通路了解“什么是技術”。如果你知道在古希臘，科學從誕生起就與技術，即工匠技藝傳統相對立，直到工業革命時代兩者才以新的方式結盟，那你也許更能深入理解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如果你了解鐘表是如何塑造了人們“看時間”的需求和能力，乃至可能決定了現代科學抽象化、對象化的思維方式，你就會知道技術不僅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同時也塑造、生產著新的需求和生活方式。
在《什么是技術》一書中，胡翌霖提出了凡此種種可供討論的話題，而這些討論都是在技術史的背景下展開的。“就像我們無法僅通過國境線，而是要通過歷史來理解中國一樣，我們也難以用三言兩語來概括出‘技術’概念的統一性，而是必須通過‘歷史’來理解它。”胡翌霖如是說。
在報道《技術：文明背后的隱秘力量》中，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把技術放置于更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他將技術與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因素融合，探討它們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影響世界文明發展的。
張笑宇認為，在這些歷史關鍵時刻的背后，技術都發揮著隱秘而重要的作用。他希望更多人意識到，技術不僅可以快速、大規模、基礎性地改變人類物質世界的底層結構，也可以對上層文明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在今天的技術時代，尤其需要用融合的視野去理解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盡管做了種種思考，但對于到底什么是技術、如何與技術共處，學者們顯然都不愿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給出一個固定的答案。《什么是技術》洋洋灑灑10萬字，沒有一句是給技術下的定義；《技術有病，我沒藥》更是在書名中就直截了當地表明，作者不會開出藥方。他們更希望提醒大家，在技術時代多追問技術問題，多思考技術與人、與社會、與歷史的關系，從而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找到自己與技術的相處之道。
正如胡翌霖所說，“技術時代不追問技術的人，對待自己是不真誠的”。
被改變的人工智能&改變社會的人工智能
2021年世界主要國家都已經進入了全面推進人工智能戰略的階段，該領域的新技術層出不窮。然而，人工智能的主流技術路線還存在怎樣的爭議？未來，我們將如何做出更好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怎樣改變社會的價值觀？
在《做主流人工智能的“反叛者”》一文中，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接受我們專訪時，明確提出目前主流的深度學習并非人工智能研究的康莊大道。
他認為，深度學習機制的根底，是對于人類專家某方面的數據歸類能力的膚淺模仿。在人類專家無法提供大量樣板數據的地方，深度學習也很難有用武之地。不僅如此，這種模仿不以深入理解人腦對于信息的內部加工過程為自身的理論前提，所以天生就帶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弊。
他的另一個逆主流的觀點是，人工智能不必依賴大數據。因為海量數據的計算是極其消耗能量的一件事，海量數據本身也不是人類社會的真正常態。
徐英瑾認為，未來符合大眾對于人工智能未來期待的一定是通用人工智能，是能像人類那樣利用有限資源有效、經濟地完成各種任務的人工智能系統。
為此，他提出了一種帶有小數據主義色彩的綠色人工智能的概念，能夠根據少量的數據作出決策與推理。它還能像人類思維一樣，不一定要通過接駁到“云”的方式進行決策。本地化的信息處理在原則上也能滿足當下的任務要求，這就使得此類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用戶隱私保護特性。
相較于人工智能對生活的改變，它對人類價值觀體系的重塑往往是隱性的，不易被察覺。
在《AI如何重塑人類社會價值觀》一文中，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沈辛成介紹，“控制文化”是美國價值體系中一條一以貫之的伏線。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的商品化、中樞化給這種控制文化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現，這套價值觀以一種更為具象的形式展現，使得這種價值觀的負面效應暴露了出來。它挑戰了人們的道德，也引發了質疑和反思。
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周正博士介紹，日本的集團主義社會有著獨特的價值文化追求，長期以來形成了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平等主義，催生了日本企業特有的終身雇傭制，也使得日本能夠一直延續它的工匠精神和忠誠文化。人工智能應用會產生人員淘汰，鼓勵人才的流動、提升創新的活力。傳統的終身雇傭制一旦被打破，企業員工的工匠精神、忠誠文化也將遭到破壞。
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黃慶橋介紹，在中國，勞動力與大國崛起息息相關。可是，機器自動化、智能化的應用將逐步替代許多崗位和職業。他認為，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一定會給現有勞動制度、福利制度帶來根本性的顛覆，勤勞致富的價值觀也會進一步演變。勤勞不再是不懶惰，勤勞是越來越講究戰略的、跨學科的、終身式的生存法則，需要在人工智能難以觸類旁通的領域有技巧地發揮人作為勞動者的價值。
來源:《中國科學報》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