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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往往被視為科學的應用，是實現目標的工具。然而，在當今社會人們發現，技術越來越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技術實體論”甚囂塵上。

技術實體論認為，技術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負載著價值，有其自身發展的目標。這種觀點往往演變為悲觀的“技術失控論”或“技術宿命論”。因此，技術與科學、技術與社會、技術與主體之間的優先性關系發生了實際的翻轉，這便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學者劉永謀所謂的“技術的反叛”。技術優先的年代，人類應該如何自處？這是他的著作《技術的反叛》所要討論的問題。

高新科技不僅給人帶來了方便，也給人帶來了許多憂慮。比如，現在似乎人人都有“手機依賴癥”，大街上到處是“低頭族”。于是，有人將責任歸咎于手機。而老年人不會用手機，刷不了健康寶，出門寸步難行，延伸出“技術拒絕”問題。再如，機器人伴侶出現之后，有人擔心它對社會婚戀觀造成沖擊。

科幻作品熱衷于幻想出一個完全被技術控制的世界，將未來社會勾勒為一架完整、嚴密、智能的大機器，被某個邪惡的政府或AI掌控著，而人或是成為這機器上的一個零件，或是干脆被消滅掉。有些人甚至認為當下也存在這種現象。

技術正在失控，而人類似乎已經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只能將技術當作某種必然性加以接受。

《技術的反叛》則反對這種技術失控論，主張一種“技術控制的選擇論”。劉永謀認為，技術并不必然走向失控，但人們必須下定決心，做出選擇，才能控制它。

晚上不睡覺刷手機，人們不怪自己自制力差，而怪手機太好用、太方便；面對當前社會戀愛難、結婚難的問題，人們不反思自己，而賴在AI伴侶身上，等等。

技術的應用給人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人卻不覺得自己對技術的使用存在問題，將一切問題都推給技術本身。這實際上是人在推脫自身責任，卻忘了不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既想要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又想輕易將技術馴服，世界上哪有這樣兩全其美的事？人們必須學會在一定程度上舍棄技術帶來的便利，同時還要時時反省自己。

誠然，AI控制一切的極權社會不是不可能的，但為了防范這種可能性的發生，人們才更應該開動腦筋設計出制度來，防范技術帶來的風險。如果人在面對技術時只有麻木，不想親身參與技術的設計，以及防范技術風險的制度的設計，到頭來自身利益真的受到了威脅，那么難道不應該為他自己的麻木擔責嗎？

有意思的是，面對簡單的技術，人們往往會傾向于工具論，如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完全是人手中的工具；而面對復雜的技術，實體論就會占據主流，如互聯網在誕生之初，就被人認為蘊含著某種民主的力量。

實際上，互聯網的應用存在兩種并行的趨勢：一方面，有許多人指出，互聯網像“圓形監獄”一樣，可以將我們每個人的行為納入監控與規訓，有極權的性質；另一方面，網絡上的輿情監督、匿名舉報、信息披露等也很常見，展示出網絡的民主的一面。

那么，人們之所以會認為有些技術是失控的，是不是因為對這些技術的了解不太全面、所設想出的它們的可能用途和可能設計不夠豐富呢？同樣是互聯網，以前可以用來監控，現在也能用來監督。所以，不能將技術作為一種給定之物加以接受，而是要積極打開復雜技術的黑箱，為技術設計和技術使用方式的多元化貢獻自己的想象力。

書中提出的“盧茜隱喻”，很能說明人類在當前技術時代的處境：當人類的祖先盧茜從樹上下來、不做猿猴的時候，她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所以人類的真實狀況是既不知所來、亦不知所往的。

同樣，人類也根本不知道技術將會把我們帶向何方。為了不讓最壞的情況發生，人們必須與技術爭勝：既不甘于拘泥現狀，又不愿意未來陷入殘忍甚至毀滅。前者需要人們積極地使用技術，后者需要人們鼓起勇氣控制技術。

“技術的反叛”已成事實，現在人類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反叛的技術回到人類的控制中，為人類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如果控制技術意味著付出代價，意味著付出精力、腦力和便利，你還是否愿意？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