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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自由’對科學家的意義不言自明。但科學家究竟應該得到多少‘自由’呢？科技體制改革這么年，大家依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在日前舉行的未來科學大獎新聞發布會現場，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如是說。
王曉東的履歷非常豐富。除了科研成就外，他還開辟了被稱為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開創了中國本土生物制藥企業百濟神州。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他針對科技體制改革和科學家創業這兩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表達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中國科學報》：為科學家減負、解綁，是科技界的“老生常談”了。為什么科學家對這一話題如此敏感？
王曉東：因為“自由”對科學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學家是人類大部隊的“偵察兵”，走在人類認知的最前沿，去探索各種可能的道路。歷史上，這些探路者絕大部分都“死”掉了——科學家在探索的過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甚至哪怕方向對了，也有可能多年看不到勝利的果實。
因此，科學家最怕的是，在這條本就很艱難的探索之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鎖：只能走這條路，不能走那條路；只能帶兩天干糧，第三天餓了再來申請……戴上這么多鐐銬，怎么能為人類大部隊探索出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我舉個例子，現在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危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這場疫情中，人們首次批準了mRNA疫苗上市。而這些疫苗的誕生，離不開匈牙利裔女科學家卡塔琳·考里科的工作。她在專注研究mRNA技術的幾十年間，缺少經費、不被認可，甚至一度面臨失業的風險。直到疫情暴發，大家才意識到她的技術能讓人類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新冠病毒疫苗。
所謂顛覆性、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就是人們曾經認為對的事，你說它不對；認為行不通的路，你走成了。因此，大多重要的科學突破都要經歷一個被忽視、被質疑的過程。如果科學家連自由都沒有，又怎么能走得下去呢？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科學家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樣的？
王曉東：科學家要的“自由”很簡單。首先，他有權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不必事事征求別人的意見，特別是不必聽取外行的意見；其次，他能獲得必要的資源去做想做的事。
人類中最有干勁、最有激情的“偵察兵”們，不應該為包里還剩幾天的干糧犯愁。
當然，總有人會問：如果他吃了干糧卻不干活呢？如果他把干糧賣掉中飽私囊呢？這種事情的確存在，但我認為這僅僅是個體行為，而不會成為群體行為。因為科學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榮譽活動，科學家是為了自己的榮譽、集體的榮譽，乃至全人類的榮譽而奮斗。他們致力于證明的，是人類究竟能達到多高的智慧、能做到多大的事情。
因此，科學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榮譽系統，而不是唯利是圖的系統。如果把科學家當賊防，最后的結果只能是逼良成賊；如果給科學家真正的尊重和信任，他們就會自覺創造出更多的榮譽。
《中國科學報》：按您的說法，科學家需要自由是一個簡單明了的道理。為何這么多年過去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仍然爭論不休，所謂“自由”的尺度也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共識呢？
王曉東：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我們對科學活動的不同性質和不同管理模式，還沒有很好地厘清。
我認為科學活動大致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探索性工作，去發現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另一種則是實現性工作，利用大家已經知道的原理轉化出實用性的產品。簡單來說，就是“科學”和“技術”的區分。
科學和技術在我們的語境里常常是不分家的。但在管理上，它們應該有明顯區分。對探索性研究，就像我剛才說的，應該給予資源和思想上的高度自由。但涉及技術研發，則必須有清晰的階段性目標，有對階段性成果的考核。如果沒有的話，這個項目就不能繼續推進。
《中國科學報》：提到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科學家創業這個熱點話題。在您看來，什么樣的科學家應該創業，科學家應該創什么樣的業？
王曉東：在我看來，科學家參與創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出來，培養出能在工業界創造價值的學生，這是很有擔當的事。因為我們做科研的經費來自納稅人的錢，應該為社會創造效益。
科學家該創什么樣的業？在不同歷史階段，答案是不一樣的。
人們所熟知的生物科技公司鼻祖，如Genetech、Amgen等公司，都是由著名科學家開創的。當時這個行當還是新生事物，急需科學家的專業技術加持。
我回國創立百濟神州時，兼具天時地利人和。剛好當時國內通過了一系列關于藥物研發的新政策，同時資本也開始向生物科技敞開大門，大環境為科學家創業掃除了很多障礙，而我自身也從過去的失敗經歷中積累了認識和經驗。
今天，我國生物科技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與國際接軌的渠道已經完全打通。當下，一位科學家想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如果只是瞄準國內市場，只怕機會不大，因為你能做的事情大家都會做，所以一定要去追求更大、更艱巨的目標。我希望看到更多創業者瞄準國際市場，這將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轉變，也是一個值得奮斗的新階段、新目標。
《中國科學報》：能否從您的自身經歷出發，談談科學家創業需要克服哪些慣性思維。此外，還有哪些建議？
王曉東：創業和科研有很大不同。科學家發文章就像射箭一樣，箭射到哪里，就在哪兒畫一個靶子。而創業是要先有一個靶子，然后努力把箭射向靶心。二者難度是不一樣的。而且，一旦箭已離弦，科學家自己能決定的事情就很少了。
從科學家角度來講，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擯棄對成果轉化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何與企業家形成良性互動，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第一次創業就失敗了。那時我單純地覺得自己的發現有應用價值，卻不了解企業的運行規律。那次失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當我創建百濟神州時，就建立了一個非常扎實、明確的目標，每個階段都能拿出具有時效性的成果。這樣企業就一步步做起來了。
來源：《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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