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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了解歷史才能看得遠，理解歷史才能走得遠。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本是春秋戰國時代齊國諺語，全句為“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镃基，不如待時”，出自《孟子·公孫丑上》首章。此章生動展現了雄辯滔滔、議論風生的孟子語體，從中可知孟子所處社會時代背景，尤其是其提出仁政王道主張的歷史語境。

 公孫丑是孟子的重要弟子，與另一弟子萬章同為《孟子》的撰寫者。在《孟子·公孫丑上》首章開篇，他向老師提出了一個假設性問題——“倘若老師能在齊國主政，可否復現管仲和晏子的事功？”孟子很不客氣地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外之意是，儒者志在仁政王道，“無道桓文之事”，管晏不過霸者之佐，我怎會去效仿那得君極專、宰國極久而功烈極微的管仲呢？

 公孫丑或許想起了孔子對管仲褒貶參半、臧否兼行的評價，即認為管仲雖“私德”有虧（器量不大、奢靡之風、僭越非禮），卻算得上一個響當當的大人物（“人也！”）、好端端的政治家（“如其仁，如其仁！”），畢竟，孔子曾稱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于是公孫丑再度發問：“管仲、晏子把齊國發展成強國，難道真不值得效仿嗎？”孟子聞之，只是淡淡回了七個字：“以齊王，由反手也”（“以齊國的資質，實現王道政治是易如反掌的”）。可是這么一來，公孫丑的困惑反而更大了（“弟子之惑滋甚”），干脆祭出孔子盛稱的周文王事跡：“照您這么講，以西伯姬昌立德之盛、享壽之久，卻未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天下王道，莫非也不值得當世儒者推崇嗎？”

 作為回應，孟子剖析了文王-殷紂之際的“時”與“勢”，大意是講：盡管文王積德、殷紂敗德，但在彼時情勢之下，“量變”尚不足以引發“質變”。這種論說方式與《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莊王）“問鼎中原”的記載若合符契，大可以說“‘殷’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正是在此關節，孟子拋出前引齊國古諺，指出政治德慧和現實形勢缺一不可，先進農具和天賦農時兼具方成，在當時戰國時勢下，像齊這樣的萬乘之國力行仁政將事半功倍，產生沛然莫之能御的偉力。

 孟子具有“知人論世”的卓識。這種卓識，集中呈現為對“時”和“勢”的重視。他謳歌金聲玉振集大成的孔子，稱其為可速而速、可久而久、可處而處、可仕而仕的“圣之時者”；他擇取“勢”這一先秦兵家津津樂道、并被法家與“法”“術”并舉為三大核心主張的術語，善于從顯在之“形”辨潛在之“勢”，不僅為王道政治繪制路線圖，而且開出時間表，以求在時勢成熟的情況下，實現孔子所言的“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他的整全思維與審慎品格，展現了宏大的氣象格局。

 明代思想家李贄指出：“國勢民情，如視之掌，故敢卑言管、晏。豈如今之大頭巾、假道學，漫然大言而已！”今人楊照則點明“戰國思想的通病”是“各有所偏”，而孟子不贊成、不相信那種找到一條簡單法則便一勞永逸的偷懶論理，標舉出儒家以及儒家所承襲的西周王官學最核心的價值，亦即“一套聯系各種人間情感、多元分辨處理人際關系的完整價值，試圖照顧到人的多層次需求，而不是將多元多層次的人的存在事實化約為幾個抽象的原理”。

 在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中，實現理想政治局面，“德慧”與“時勢”一個都不能少。百年黨史，蘊藏著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寶貴資源，其中的若干重大抉擇和關鍵時刻反復證明：了解歷史才能看得遠，理解歷史才能走得遠。1944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這正是《孟子》該篇所言的“解民倒懸”和“事半功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更應樹立大歷史觀，廣明德慧，深察時勢，順勢而為，實現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