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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進入了一個追求并加速創新的時代。世界各國無論大小都在努力加大科研投入，其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和激發原始創新，從而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占據先發優勢，拔得頭籌。我國更是把創新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但是，當人們在談論創新時，我們在談些什么？眾人都在關心創新結果的時候，誰在關注創新的起源是什么？創新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創新的本質又是什么？如果能夠賦予創新擬人化的表達，也許它自己也十分疑惑：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創新的起源：一部科學技術進步史》（以下簡稱《創新的起源》）這本書就是回溯創新誕生的歷程。

 “創新是積累后，思維火花的乍現，也是機緣巧合下偶然中的必然。”本書譯者之一、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大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如是說。

 不同領域的創新模式驚人一致

 雖然名為《創新的起源》，但是作者并沒有在開篇就直接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從科技史講起。科技史是王大鵬和張智慧兩位譯者比較感興趣的領域，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接受了出版社翻譯此書的約請。

 那么科技史和創新有何關系呢？事實上，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人類思想火花不斷累積進而升華的創新集合。

 “人們總認為創新是在某個時間點上某個人或某些人的突發奇想，但如果縱觀歷史，你就會發現創新是創新者在前人不斷摸索積累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產物。”王大鵬說。

 作者馬特·里德利在書中寫道：在我們所知曉和尚未知曉那些技術創新的故事中，不同領域的創新歷史揭示出的模式驚人一致，即無論它發生在昨天還是兩個世紀前，無論是高科技還是低技術，無論它是一個大設備還是一個小設備，無論它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無論它的影響是破壞性的還是有益的，成功的創新通常遵循大致相同的路徑。歷史上技術創新的具體實例無不存在著創新的自由思考、偶然發生以及曲折過程。

 眾所周知的萊特兄弟，于1903年12月17日曾讓飛機成功在空中飛行。這是個歷史性的突破時刻。但如果換個角度看，這項創新成果的另一面就會展現在公眾眼前。“如果那天沒有強勁的逆風，就不可能成功，并且在此之前，還有多次失敗的嘗試。這源于幾年的艱苦努力、實驗和學習，逐步將動力飛行所需的所有能力匯集在一起。”作者寫道。

書中還提到，萊特兄弟的天才恰恰是他們意識到自己處于一個漸進的、迭代的過程中，沒有指望首次嘗試就建造一臺飛行機器。在基蒂霍克這個小漁村的高光時刻背后，是萊特兄弟好幾年的艱苦努力以及不斷的摸索和反思，直到他們搞清楚如何讓一架飛機在空中飛行幾個小時、如何在沒有逆風的情況下起飛，以及如何轉彎和降落。越是深入審視飛機的歷史，越會發現這一過程是漸進的。事實上，起飛這一刻本身也是隨著機輪重量的逐漸下降而漸進實現的。

 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也是如此。雖然緣于詹姆斯·沃森與弗朗西斯·克里克認識到線性數字代碼為何必須位于生命的核心，但正如加雷思·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解開雙螺旋》中對此前工作解釋的那樣，“這只是一個漫長的、牢騷滿腹的發現故事中的那段高潮”。

 先有技術還是先有科學

 科技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既有飛躍性的突破也有小小的便利。例如，人類對狗的馴化、下水道中防止反味的U型管，行李箱下面的輪子，等等。

 只是普通人往往將眼光聚焦在可以應用的技術結果上，而對科學研究本身興趣不大。那么先有科學研究才有了技術進步，還是先有技術的應用才有科學家對其背后科學原理的探索呢？這本書給出的答案是后者。

 為《創新的起源》作序的華大基因CEO尹燁，在序言中寫道：諾貝爾獎獲得者悉尼·布倫納談論20世紀80年代的生物學的一句名言令我印象頗深：“科學的進步依賴于新技術、新發現和新想法，新技術優于新發現，新發現優于新想法。”這句話強調了工具的重要性，尤其強調了先進的工具比聰明的腦袋更重要。試想一下，如果人類沒有發明顯微鏡，微生物學不可能建立；若沒有發明測序技術，則不可能有基因組學。正是因為創新集成孕育了新技術，新技術帶來了新發現，新發現催生了新理念，進而產生了新科學和新學科。

 “作者也是這個觀點。”王大鵬說道，“就像是阿基米德跳入浴缸后，發現浴缸里的水隨著身體的浸入而不斷溢出，于是恍然大悟，光著身子跳出浴缸，嘴里大叫著Eureka（希臘文意為我找到了）！”阿基米德正是順著這一現象深入研究，最終從中發現了浮力定律。

 正如書中第九章“創造經濟學”中提到的，“創新既是科學之母，也是科學之女”。作者并不認可所謂“科學—技術—創新”的“線性模式”，還糾正了對“線性模式”的圣經，即拜登上臺后再次大熱的來自1945年范內瓦爾·布什的《科學：無盡的前沿》的誤解。

 尹燁說，雖然人們常將科技聯用，但其實往往沒有搞清楚“科學”和“技術”的關系，科學一般指發現，即認識自然的能力，故往往只有“第一”才能被世人認知；而技術一般指發明，即改造自然的能力，很明顯這個可以不斷地追趕迭代，最后比拼的是效率。而創新明顯在二者之間都可以存在。

 科普為創新創造土壤

 雖然已經翻譯過幾部科普類圖書，同時也關注科技傳播和科技史的研究，王大鵬依然認為自己儲備不足。談及遺憾，他坦言，如果在翻譯此書之前，讀過作者此前寫過的《理性樂觀派》《自上而下》等書，對這本書的認識就會更加深刻。“事實上，作者在《自上而下》這本書中的一章已經提到創新起源的概念，可以說是為這本書埋下了伏筆。”王大鵬說。更令他心生欽佩的是作者的學科背景雖然是動物學，卻寫出了跨學科的其他書籍，并且旁征博引，令讀者有所啟發。 

“這些啟發式的語言散落在書中各處，需要讀者細心尋找并反復咀嚼。”王大鵬說。例如在每一章節的開篇，作者都引用了大師們的名言警句，其中以老福特的“失敗只是重新開始的機會，而這次你會更加明智”作為第三章“交通”的引語；作者還選擇頗具諷刺意味的句子——有一個關于摩爾定律的定律。預測摩爾定律失效的人的數量每兩年會翻一番作為第六章“通信與計算”的引言……

 此外，書中關于創新還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觀點，譬如知識產權到底是維護了創新還是抑制了創新？創新僅誕生在科學家范圍內嗎？

 而這種引人深思的見解并不局限于對創新的思考，還包含了對培養創新土壤的探討。對此，王大鵬深有感觸。在不久前我國印發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中，明確了突出科學精神引領、堅持協同推進、深化供給側改革、擴大開放合作四項原則。

 “這次新頒布的《綱要》將科學精神提到第一位，說明國家對于科學精神的重視。而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需要科普工作傳遞給大眾，因此科普為創新提供了土壤。”作為科學傳播的研究者，王大鵬更覺重任在肩，“正如科幻作家卡爾·薩根所說，我們真正的危險在于構造了一個基本上依賴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卻幾乎沒有人懂科學和技術，因此他堅持認為，科學是達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僅是專業人員所討論的科學，更是整個人類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學。如果科學家不來完成科學普及的工作，誰來完成？”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