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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其中，37個新專業列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各高校新增備案專業2046個，新增審批專業177個，調整學位授予門類或修業年限專業93個，撤銷專業518個。

此次專業調整引起廣大學生、家長和高校的廣泛關注，大家普遍關心，高校新增2223個專業反映了怎樣的發展趨勢？近8年來撤銷專業最多是為什么？專業調整反映了高校專業設置中的哪些問題和原則？高校專業設置如何才能更加科學、合理、規范？記者就此展開采訪。 

新增專業：適應國家戰略、科技創新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在此次高校本科專業設置和調整中，全國各高校新增備案2046個此前已列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專業，新增審批177個尚未列入《專業目錄》的新專業，兩者合計新增2223個專業，為近3年來最多的一次。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大數據管理與應用、機器人工程可謂此次新增專業中的大熱門，新增數量排名前五。僅人工智能一個專業，就有包括清華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華北電力大學等在內的130所高校增設。

青島工學院電子商務教研室主任王建偉分析，人工智能專業的熱度源于國務院2017年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人工智能定義為“重大戰略機遇”，要“構筑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此后的2018年和2019年，全國分別有35所和179所高校開設了人工智能專業。

“高校主動適應知識創新、科技進步及學科發展需要來調整專業。”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高耀表示，“當前全球正處于由信息化時代向智能時代轉變，大數據、云計算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斷催生和迭代出越來越廣闊的需求空間，這為與之相關的新專業創造出了越來越寬廣的發展機會。”

此外，新增專業還表現出一些共性特征，包括：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跨學科專業更多涌現，工學類專業新增比例高，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成為專業建設方向，等等。

比如，2020年工學類專業新增數量占據了12個專業門類新增數量的42%，這與近五年來的新設專業所屬學科門類結構基本一致，比較穩定。

再如，天津大學新增的儲能科學與工程、精細化工兩個專業，都是按照新工科建設的要求和趨勢，培養多學科交叉融合人才的專業；哈爾濱工業大學新增的智能醫學工程專業，培養在醫學與人工智能前沿交叉領域的拔尖創新人才；山西財經大學新增應急管理專業，旨在培養擅長應急管理、輿情分析、風險評估的高素質專門人才。

對新增專業體現的發展趨勢，東北財經大學發展規劃與學科建設處處長汪旭暉教授分析：“高校專業結構優化、調整、轉型、升級的速度和力度明顯加快，新科技與不同類別專業之間以及不同類別專業之間深度交叉融合的特征越發凸顯，由此所形成的新專業在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需求中的作用越發突出。”

撤銷專業：在專業設置上向質量提升的內涵式發展轉變

此次專業調整中，518個專業被撤銷備受媒體和社會關注，因為這也是近8年來被撤銷專業最多的一次。鄭州大學學生楊木在微博上留言：“被撤銷的專業，很多是十年前的熱門，而今天成了考生服從調劑的去處”。

“關于數量其實不用過分解讀。”王建偉指出，我國高校新增專業數量近6年來除2019年為1853個之外，其他年份均超過2000個，遠高于撤銷數量。在高校本科招生數量增長速度趨穩的背景下，預計撤銷專業的數量還將會持續增大。高校將在專業設置上回歸理性，圍繞辦學特色、辦學定位、辦學條件進行專業設置和調整，不斷優化學科專業結構。

具體來看此次被撤銷的專業不難發現，管理類被撤銷的較多，如公共事業管理和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分別被21所和16所高校撤銷，位列前兩位。此外，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在15所高校中將不復存在，產品設計專業則被13所高校撤銷。

究其原因，王建偉認為，生源不理想以及相關專業學生不能適應社會需求是專業被撤銷的重要因素。從招聘網站的數據來看，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職位需求，2019年比2018年下降了31%，2020年比2019年又下降了37%。“某些專業的畢業生無法在人才市場上被吸收，而有的專業卻供不應求，這會倒逼高校、學生做出更合理的選擇。”

“無論是主動撤銷還是被動撤銷，不同院校撤銷不同專業的原因可能千差萬別，但均與高校發展定位的轉變與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密切相關。”高耀認為，專業設置陳舊、人才培養缺乏特色、軟硬件支持度不夠是三個最主要的原因。

具體來說，“有些專業被撤銷是因為它們明顯偏離了學校的辦學定位或者游離于學校主體學科群建設體系之外，從而導致其辦學水平低，缺乏辦學特色和核心競爭力。”汪旭暉舉例指出，如某財經類高校設置的社會體育指導與管理專業，某工科高校設置的戲劇影視文學專業，某外語類高校設置的廣播電視學專業。

“專業撤銷其實也可以大致反映高等教育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高耀告訴記者，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由規模擴張的外延式發展向質量提升的內涵式發展轉變，這一趨勢不斷倒逼高校要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同時，這也體現出我國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在不斷擴大和落實，而專業設置自主權即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辦學自主權。

優化調整：構建科學合理的本科專業結構

在專業一增一減的背后，既反映了一些高校專業設置中存在的問題，也蘊藏著高校專業設置的邏輯和原則。多位專家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一些高校新增專業存在盲目擴張、跟風趨同、利益本位、缺少規劃、粗放發展等問題。

突出的表現便是一些專業“設置快、停招快”，甚至出現新設專業尚未有學生畢業，即已停招的情況。例如，在今年大數據持續火熱的背景下，就有學校撤銷了2018年開設的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顯然，這不是專業不被社會需要，而是學校的辦學實力、特色等不足以辦好該專業。

再如，音樂、美術等藝術類專業近年連續登上就業紅牌榜，但藝術類專業近6年里在新增專業中一直排名靠前，專業數量持續增加，招生人數累創新高。有研究人員評論為，“表面上是從更多考生利益出發，實際上是高學費驅使下的‘學校利益本位’的直接體現”。

此外，一些高校的專業設置還存在“撒胡椒粉”現象，缺少統籌規劃，粗放式發展，貪大求全，重量輕質，一哄而上，新增專業與高校的辦學定位、發展特色及長遠戰略不相匹配，而且缺乏相應的學科布局和培養條件作為基本支撐。

“這些問題的深遠負面影響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消化。”高耀建議，高校本科專業調整應當遵循分類考慮、長線思維、動態調整和程序正義四個基本原則。具體來說，就是要立足長遠考慮問題，摒棄“短線思維”，充分考慮學校的辦學定位、發展特色、學科基礎、軟硬件支撐、社會需求等各種因素，動態調整中及時淘汰一些培養質量低下、辦學條件嚴重不足、教學內容陳舊、缺乏特色和內涵的專業。

“既要充分授權，同時又要科學監管。”王建偉認為，教育行政部門應建立完善的專業設置調整干預機制，從宏觀層面加強對市場人才供求的監控，以及普通高校專業設置的預警和監督，規范普通高校專業設置調整行為。

“應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政府宏觀調控、高校自主調整、社會力量參與的本科專業結構優化調整模式。”汪旭暉指出，可以借鑒中外大學成功經驗，強調專業結構與地方產業結構聯動發展，同時建議引入權威第三方評價機構等對高校專業、課程水平和質量進行評估和監督。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