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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部分科研人員集體離職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務院辦公廳、科技部、中科院等單位成立專項工作組深入調研。科研人員管理有何特點？如何應對新形勢下科技創新治理的需求？本期分享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強的觀點。 

科技創新的全領域極端重要性正日益顯現，競爭逐漸趨于白熱化。在智能與認知、生命與健康、能源與動力等領域正在和即將發生的重大科技革命，將深刻影響和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方式，以及全球治理格局。提升科技創新治理效能，增強高質量科技供給能力，穩定科技人才的待遇，進一步深化科技制度改革，事關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福祉。 

1.中長期科技創新治理的六大新趨勢

趨勢之一：科學、技術、創新突破的難度和復雜性空前提升，科技創新領域的競爭逐步演化為系統之間的競爭。在宏觀層面，當今世界正處于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前夜，諸多前沿科學領域的探索正深入“無人區”腹地，需要學科、產業、區域、機構之間更為緊密、更具深度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協同攻關。在中觀和微觀層面，科技創新活動與經濟社會的相關性日益增強，研究者、投資者、開發者、生產者、服務者、應用者互動合作越來越緊密。從研發設計、技術集成、生產組織，到價值實現和利益分配，供需互動的形式更加多樣、速度更快、界面更加模糊，圍繞核心產品或服務，形成了無數個持續動態演化的生態系統。因此，大至國家，小到產品和服務，科技創新領域的競爭已超越微觀組織和個體層面，實際上已成為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

趨勢之二：社會創新力量逐步崛起，與建制性科技力量一起成為科技創新的“雙雄”。一方面，世界主要國家對高校、科研院所、具有研發能力的大型企業等建制性科技力量在創新突破方面都寄予厚望，并賦予其在前沿基礎領域“深耕”和關鍵核心領域“攻堅”的重任。另一方面，隨著創新基礎設施成熟度持續提升，可用性不斷改善，以及公眾科學素養的逐步提升，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創新愿望和能量被進一步激發，高成長性創新型企業、新型研發機構以及社會公眾正成為科技創新的新銳力量。

趨勢之三：科技創新研究范式加速迭代發展，網絡化、數字化、平臺化及社會化趨勢明顯，策略化、有組織的顛覆式創新初見端倪。隨著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日臻成熟，研發條件的持續改善，研發合作逐步深化，更多的思想、知識、經驗、數據、研究方法、分析工具通過網絡輕松分享和互動，居家工作的基礎研究者、跨學科的開源技術社區、指向特定科學問題的研發眾包、靈活多樣的創新共同體等創新模式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創新思想開始在“科學家+實驗室”的傳統科研體制外發生，在實現多點突破后，激發全線共振，進而牽動面上震蕩，最后引爆整個系統，推動系統的更新和升級。另外，隨著數據成為創新資源，大數據分析技術的深度應用，以及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的逐步成熟，在實驗歸納、模型推演、仿真模擬等基礎上，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開始成為第四種研究范式，使得策略化、有組織的顛覆式創新成為可能。

趨勢之四：科技創新資源的內涵更加豐富，配置趨向社會化和開放化，開發利用呈現網絡化和平臺化趨勢。科技創新資源指的是服務于科技創新活動的各種有形和無形要素。除了人才、資本、技術、信息、設施、裝備、管理等傳統認知范疇內的創新資源之外，數據、計算能力、算法工具、專利組合、IP地址根目錄、通信頻道、空間衛星軌道、二氧化碳排放權、基因注冊等進入資源列表，科技創新資源的內涵更加豐富，并出現兩個新趨勢，一是越來越抽象，趨于無形化，二是越來越集成，資源能力化。在資源配置方面，依托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的虛擬組織能力，分散的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力得以高效集成、轉化和增值，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通過極度扁平化的科研眾包平臺，開始參與“高大上”的科技創新活動，更多大眾化、多元化的研發資金更加快捷地隨之跟進，推進科技創新的商業化進程。擁有有限創新資源的各類主體正不斷超越行業、領域、區域甚至國界，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整合資源。在科技創新資源開發利用方面，通過建立信息物理系統，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大型裝備和實驗儀器、科技公共服務平臺等創新基礎設施與各類研究網絡連接起來，科技創新資源的橫向集成、縱向集成以及端對端集成得以實現，連通成為可以承載各類科技創新活動的平臺。

趨勢之五：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持續增加，制度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當前，科技創新活動密集活躍，其方向、強度、速度、節奏等均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同時，由于涉及面廣，治理范圍不斷擴大，科技創新治理的相關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常常跟不上形勢發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生物合成、人機互聯等科技突破對社會道德、社會秩序、生態安全正造成劇烈沖擊；數字暴力（Digital Violence）、虛擬霸凌（Cyber Bullying）、數據權力化等對政府治理形成新的挑戰；人造衛星的低成本發射，將推動星空互聯網完成構建，導致現有監管體系失效；核武、生化、網絡病毒等“致毀知識”的出現和升級，更是直接威脅人類未來的生存和發展。由此可見，科技創新的負面效應和破壞性將逐步增大。

趨勢之六：國際科技合作格局趨于復雜，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抬頭。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美國及其他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對于中國發展的心態變得日益復雜，戒備心理開始占據上風。近兩年，在美國國內，對于中國的質疑、指責甚至詆毀的聲浪逐步升級，與中國“全面脫鉤”的聲音甚囂塵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客觀上使得科技交流與合作更加趨于封閉和孤立，英國《金融時報》稱疫情為“一次去全球化實驗”，也反映了西方社會的一部分現實心態。 

2.科技創新治理必須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

應對這些趨勢，一要未雨綢繆，做好較長時間技術和裝備引進、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購、科研合作和人員學術交流受阻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在一些極端重要的前沿基礎和關鍵核心領域，進行前瞻性部署，發揮“新型舉國體制”集中突破的優勢，著力解決“卡脖子”問題。二要大膽嘗試，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探索構建層次和類型更為豐富的國際合作網絡，推動更高層次、更加靈活的國際科技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治理大局。三要化危為機，研究全球化發展受阻，新型區域化興起背景下，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服務鏈互動耦合和格局重塑的新動向，主動發現新的戰略機會，探索科技創新國際合作的新途徑。

在未來較長時期內，科技創新治理必須把握和堅守的核心戰略需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

維護國家安全。科技既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也是維護其他領域安全的重要手段。2018年的中興事件就說明了戰略性核心技術過度依賴別國的極度危險性。2019年，我國芯片進口連續第二年突破3000億美元大關，貿易逆差高達3倍之多。再如，我國在人工智能的數據和商業應用方面已形成一定優勢。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在基礎算法領域的差距仍然很大。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差距如果不能縮小和消除，將嚴重影響和制約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危及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因此，未來一段時間內，必須強化科技創新治理，提升創新體系的供給能力、質量和效率，全方位地筑起國家安全的科技防線。

保障高質量發展。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我國經濟增長亦面臨巨大壓力。在疫情防控的緊要關頭，醫療機器人助力急救一線、遠程診療、確診和疑似病例位置查詢服務、健康碼的廣泛應用、辟謠平臺的啟用、為公共醫療研究機構提供算力和算法支撐，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在戰疫中得以充分發揮。與此同時，智能工廠、在線消費、免接觸配送、線上辦公、云教育、視頻會議等新業態逆勢飛揚，科技創新激發“數字經濟”新動能的成效初步顯現。但是，從世界范圍看，創新型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社會發展貢獻率一般在7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我國尚存在不小差距。因此，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高質量科技供給，將是中長期科技創新治理的重要任務。

滿足美好生活需要。近年來，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很關注科技創新的社會相關性，著力體現科技創新治理的“社會溫度”，滿足民生改善的現實需求。日本在第五期科技基本計劃中，提出建設“世界上最適宜創新的國家”，打造豐富人們生活的“超智能社會”，深化科技創新與社會的關系。德國2018年推出“研究與創新為人民——高技術戰略2025”，強調高技術戰略應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首先解決當代重大社會挑戰。科技創新治理應時刻關注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嘗試構建對應技術發展的社會應用場景，不斷將科技進步的最新成果融入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方方面面，從而在最大范圍內激發科技創新的社會共識和社會響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