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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2020年1月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1%，在國內外復雜經濟形勢下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2018年3月以來，外部變化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與此同時，我國調控目標明確，逆周期調節政策取得顯著成效。在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同時，堅定擴大開放，做好各項改革，使得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整體產生一定影響，但影響是短期的，總體可控，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面，中國經濟有巨大發展潛力與韌性。 

當前經濟形勢面臨“三疊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經濟普遍性衰退，無論是歐美還是金磚國家等經濟體都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全球經濟復蘇卻并不穩定，世界經濟陷入“新平庸”，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無論是金融危機伊始的“四萬億”的刺激計劃、擴大內需的舉措，還是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據形勢變化中探尋走出危機的措施，由于經濟社會系統的復雜性以及危機影響的持久性，政策目標、政策組合在不斷調整；第二階段是2017年以來，全球經濟呈現穩定復蘇，走出金融危機趨勢明顯，外貿拉動經濟強增長以及新舊動能轉換效應使中國經濟逐漸呈現見底反彈的態勢，然而2018年3月以來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三個階段是2020年1月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實現階段性“停戰”，當地時間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美國華盛頓簽署，中美經貿摩擦朝著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向邁出堅實一步，為全球經濟穩健復蘇帶來信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擴散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對中國外貿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市場份額、海外投資等產生較大影響。當前，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成為中國政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開放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類因素（包括國家間經貿關系、地緣政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的影響。從外部環境和當前國內經濟形勢關系的邏輯來看，如果外部環境相對平穩，則國內政策有較大的空間可以在“穩增長”與防范風險之間平衡，更傾向于防范風險；如果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強或者出現較大動蕩，則國內政策重在逆周期調節，更為關注“穩增長”——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現階段疫情沖擊下的宏觀政策更加強調逆周期調節，節奏和力度要能夠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性變化。從長期看，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是“三疊加”，即國內轉型升級與外部不利環境疊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期與內外需放緩并發疊加、穩定經濟增長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疊加，需要處理好“內部與外部”“供給與需求”“速度與質量”“實體與虛擬”四個方面的關系。 

中國經濟韌性強，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 

加快產業升級，推動原始創新。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產業轉型升級，而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在一定時間、空間背景下完成。當前，世界正處于以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與產業革命中，科技發展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帶來機會。當廉價的勞動力、便宜的廠房租金等各種初級生產要素優勢逐漸消失之后，企業發展就不得不轉向自動化、高科技領域。從長期看，這有助于中國企業脫離初級要素優勢依賴的發展慣性與路徑。在一些領域，國外競爭對手雖然有深厚的工業基礎，但是設備與經驗偏重傳統技術，中國企業具有后發優勢，可以通過信息技術革命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 

以全面性警戒與審慎態度應對外部壓力，每一次沖擊反而成為創新的有力誘因。生產要素的不利條件以及外部沖擊反而會加快創新，顯示出積極效應。可借鑒國際經驗應對危機，化壓力為動力。如二戰后的日本產業因為遭受一連串的“沖擊”但又不斷成長，這些沖擊包括從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的“尼克松沖擊”到“石油危機”，以及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美貿易摩擦”“日元升值”等問題。每次沖擊都致使日本產業采取行之有效的調整策略，進而提升了產業的競爭力、強化了國家競爭優勢。 

從二百多年的世界工業發展史來看，國家發展的共同經驗是，先經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大量就業，實現勞動力從農業人口向現代制造業人口轉變，然后通過創新驅動，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目前我國創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言猶在耳，中美經貿摩擦敲響了警鐘，核心技術是一國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高科技領域的競爭絕不僅是產業本身，往往涉及到國家安全，通過貿易制裁或者禁運的方式實現經濟、軍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經成為通行手段，芯片行業就是典型的范例。 

原始創新依賴基礎科學的發展及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對于國家競爭力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在市場中起關鍵作用的技術，都來源于基礎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所依賴的“種子”是基礎研究，尤其在通訊、材料科學等領域，沒有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難以有技術上的顛覆性創新。應該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純”科學的研究，基礎科學要做沒有應用目的的試驗。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保證對“純”科學有足夠的資助，只有建立一個基礎理論的寶庫，讓企業和機構可以從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續激發經濟增長。 

市場規模龐大，全球廠商青睞。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擁有著近14億人口市場規模和4億人左右且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增長趨勢穩健，比市場規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市場需求結構。近年來，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新興中產階層消費需求不斷上升，不同代際的消費群體呈現不同的增長特征，消費結構升級趨勢明顯。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具有多元性特點，表現為“一國多個市場、一國多層次市場”。未來中國消費發展有兩大驅動力：一是消費量持續增加與消費升級，二是人口結構變遷帶來消費品類以及消費熱點不斷演變。英國經濟學家情報社1997年所著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贏家與輸家》一書中分析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后，贏家為什么贏、輸家為什么輸：“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市場的企業基本都輸了，把中國看成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市場的企業都贏了。”時至今日，中國市場依然如此，中國既有以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帶來的大風口，也有抓住年輕人消費心理的跨界電商的小趨勢。我國經濟轉型發展和消費升級充滿新機遇，為了回應市場需求，企業需要加快創新頻率，以適應更加細分的市場。 

推進高質量國際經營，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出口壓力促使企業努力提升產品質量、開發新品種，開辟潛在的或者沒有被充分開發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的激烈與出口壓力促使企業重新構建新的全球化戰略與轉型升級路徑。一批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將逐步取代對初級生產要素的依賴，增加產品附加值，改善國際分工地位，實現向價值鏈高端的躍遷。 

中國國內市場雖然廣大，但是競爭日益激烈，進一步擴大開放，全球企業將逐鹿中國市場。市場結構性飽和與產能過剩特征具有長期性，優勝劣汰市場法則更為明顯，這些趨勢將迫使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不得不向海外市場發展。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貿易立國”向“海外投資立國”戰略轉變，經歷了資源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金融服務業幾個對外投資發展階段。通過對外投資緩解日益嚴重的日美貿易摩擦，以“全球化經營”為目標構建國際化生產網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仍處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階段，亟需借助國際社會資本與技術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同時兼具廉價而又豐富的勞動力與巨大的市場容量，可以利用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其實現工業化的跳板，實現與中國產能合作的互利共贏，成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海外承接地。 

中國企業一旦進入國際市場，之前只重視國內市場的傳統觀念自然就會延伸為對全球市場占有率的重視與關切。當前，在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海外投資的占比仍然很低，國際化主要表現為出口依賴，這也是中國產業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圍配置資源，深耕海外市場，這幾乎是所有經濟強國的典型特征。中國企業國際化過程不僅是企業由大變強的過程，也是國家競爭力增長的過程。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就指出：一國興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 

制度型開放帶來改革紅利，開放新格局釋放發展動能。2018年6月30日，國家發改委連續發布了兩則“負面清單”，分別為《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保持了2018年版的體例結構，進一步縮減了負面清單長度，新推出一批開放措施。其中，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條目由48條減至40條，壓減比例16.7%；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條目由45條減至37條，壓減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開始實施，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撐。從減稅降負到簡政放權，中國與國際并軌的領域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改革措施落實效率越來越高。中國正在經歷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優惠型營商環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優化營商環境方向轉變。

當前疫情防控呈現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疫情并沒有影響中國開放的步伐。外資以價值投資為主，更看重長期趨勢，并不會因短期的疫情沖擊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市場長期戰略。中國市場中長期走勢非常樂觀：一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引導利用外資進入新階段，中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努力邁向產業中高端；二是中國正由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強大的市場吸引高質量外資進入；三是更加自由競爭政策的出臺是吸引外資的基礎。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寫到“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這場制度變遷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GDP增速每到低谷時，中國就會發生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革，重塑經濟增長動力。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9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21世紀初中國加入WTO，金融危機以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貿試驗區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一個國家發生制度變遷既需要時間，地理空間上也存在異質性，中國是一個經濟體量龐大且地區發展差異顯著的國家，在中國發生的制度變遷必定在時間上是逐步的，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在產業上是有優先序的，因此制度變革帶來的紅利不是一次性，而是波浪式、分地區、分產業陸續而來。 

在開放領域，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以高水平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化。制度型開放是更深入的開放、更全面的開放、更系統的開放、更公平的開放，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推進開放，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一輪的制度紅利。以開放促進改革，以高水平開放帶動全面深化改革，通過改革帶來紅利，通過制度增進激勵。 

既抓緊疫情防控，又抓好經濟運行，奮力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勝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沖擊具有短期性特點，用足政策空間可以有效應對沖疫情的影響，既抓緊疫情防控，又抓好經濟運行，市場恢復常態指日可待。面向未來，中國經濟將長期處于市場化、工業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增長動力強勁。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14億多人口的大市場，有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大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是一個非凡的故事。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將繼續堅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國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穩健與高質量發展必將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動力與活力，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與發展。

來源:《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