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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其他行業，科學家們的職業生涯似乎很少在同一個地方完成。他們會穿梭往返于不同的大洲、國家、科研機構，驅動他們不斷遷徙的動力包括為了獲得更高的職位、更好的工作環境或生活環境，當然也包括為了子女的教育、家庭的團聚等，因此，有人將科學家稱為“遷徙的物種”。

那么，科學家的流動有規律嗎？流動究竟給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帶來了什么呢？

流動的重心向東遷移

奧地利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學的Mathias Czaika和美國哈佛大學國家發展研究中心的Sultan Orazbayev 2018年5月在線發表了一項新研究，他們以Scopus數據庫中1970~2014年的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全球科學家流動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科學家的流動呈現以下特點：

科學家流動變得越來越普遍，流動距離越來越大；科學家流動的頻率比全社會平均水平高3倍；科學家流動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700公里的速度向東方遷移；同時，科學知識生產的重心正在以每10年1300公里的速度向東方國家遷移。

其中所謂“科學家流動的重心”，指的是科學家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所形成的網絡結構的重心。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李江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介紹說，Czaika和Orazbayev的研究顯示，南歐、南美、東南亞等國家的科學家流動占比逐漸加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學生大量流出的國家，如今已成為科學家的流入國，這其中以印度和中國為代表。

“而過去40余年科學家流動和科學知識生產的重心持續向東方國家轉移，從網絡結構上看，科學家流動的重心從大西洋遷移到摩洛哥東邊，移動2800余公里，平均每10年向東移動約700公里；科學知識生產的重心則從大西洋變到地中海東部的塞浦路斯，移動5800余公里，平均每10年向東移動1300公里。”李江說。

在李江看來，這項研究反映了全球科學家流動的一個重要趨勢。“東方國家意識到科學人才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然后以多種政策吸引他們回國為祖國服務，這才出現Czaika和Orazbayev發現的‘科學家流動所形成的網絡結構的重心在往東方遷移’。”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Cassidy Sugimoto的發現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她以1600萬人在2008～2015年發表的1400萬篇文章作為研究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四大洲在科學家流動過程中承擔的角色各自不同：北美洲是高素質科學家的生產地，流出之前的科研人員為高被引科學家；北歐是高素質科學家的培養地，流入之后的科研人員為高被引科學家；亞洲對高素質科學家需求量最大；而大洋洲是高素質科學家的“孵化器”，當科研人員離開大洋洲之后，他們開始創造有影響力的科研成果。

用ORCID追蹤科學家的去向

2017年5月18日，《科學》介紹了基因學家Rimantas Kodzius跳槽的故事，從1995年離開祖國立陶宛到澳大利亞上學開始，當時42歲的Kodzius已經在10個國家工作過。

Kodzius有著令人印象深刻且非常羨慕的職業生涯，其中包括在德國、日本、瑞典、沙特阿拉伯等國的權威研究機構職位。在沙特阿拉伯，他創建了一個生物技術公司，并在位于圖沃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擁有一個教職。該文章見刊時，他受邀到中國上海大學擔任一個新籌建實驗室的主任。他對這個職位難以拒絕，他說道：“沒有活力和冒險的生命不能讓人滿足。”

李江告訴記者：“ORCID 的數據顯示，之后他又去了德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國家工作，我猜測他依然是世界上跳槽最頻繁的科學家。”

ORCID是一個社區驅動的非盈利開放性組織，全稱是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專注于為研究者創建并維護唯一標識符注冊系統，它不產生任何費用、在全世界范圍內唯一，這個16 位身份識別碼是科研工作者在學術領域的身份證。ORCID的獨特之處在于能夠跨學科、研究部門和國界進行交流。ORCID是研究者與研究的連接樞紐。Kodzius問鼎全球最頻繁“跳槽”的科學家，正是源自對其ORCID標識符的追蹤。（下轉第3版）

李江告訴記者，他擁有自己的 ORCID 號碼——“每一位科研人員都可以在orcid.org 網站上注冊，并提交個人的學習工作經歷，以及發表的論文清單”。據悉，目前還沒有與ORCID功能類似的系統，“這一工具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科學家重名問題”。他介紹說，全球有大約280萬科研人員注冊了ORCID ，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科學家人數較多，因為其資助機構要求科學家使用該系統。

“相比而言，中國的注冊人數并不太多。前期只有英文期刊要求投稿人使用 ORCID 號碼，但近期一些中文期刊也可以提出這種要求了。”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武夷山對于ORCID的作用表示肯定。他在采訪中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強調說，在大數據時代，首先要保證的就是數據準確，如果數據不準確，就是專業領域里所說的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垃圾進，垃圾出），指錯誤數據的輸入造成錯誤的輸出結果，而ORCID可以很好地規避這個問題。

“在大數據時代，有很多很好的算法，但是如果數據不準確，這些算法并沒有什么作用。”武夷山告訴記者，因為很多數據庫曾經習慣于以論文作者的姓加上名字的縮寫字母填充入數據庫的“作者姓名”字段。比如“武夷山”就表示為“Y. WU”，“那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Y. WU啊！更別說一些常見名，比如李強，可能在一些大型科研機構就會有不止一個李強。那么，同機構內的某一常見姓名可能對應著不同的作者，你要區分誰是誰是很難的，給文獻計量帶來嚴重困擾。事實上，也確實有學術道德差勁的人鉆這個空子，將別人的論文說成是自己的，因為另一個人的姓加上名字的縮寫與其一致。有了ORCID，這種人就鉆不了空子”。

流動，不一定非要跨國

科學家的自由流動類似于自然界的生態，阻礙科學家自由流動的行為破壞了學術生態。前文提到的Sugimoto 認為，科學家的自由流動能產生多贏的效果，可以自由流動的科學家的影響力更大。

武夷山則對“流動更多的科學家影響力更大”這一觀點持有不同觀點，他分析說：“我關注過一些研究文獻，根據其實證研究，遷徙過的作者的論文水平和被引次數確實可能要強于一直在一個地方呆著的作者。但這可能是個表面化的結論，似乎遷徙導致更多的交流，使科研人員開闊了視野，所以其論文的水平提高了；但往深里追究，你也許會發現，偏好遷徙流動的科學家本來就是能力較強的科學家。”

記者采訪了多位有多國工作經驗的科學家，他們大多明確表示確實不同國家的工作氛圍有很大的不同，也有人提出，科學家的“流動”，不一定非要是跨國流動。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雙南曾在美國工作十幾年，他分析說，不同高校之間的風格也是引發科學家流動的原因之一。“哈佛可能就很喜歡挖人，而伯克利就很少，不同學校有不同的風格。像哈佛招聘一個助理教授，其實是對應一個終身教授名額的，但是等過幾年，這個職位還是要公開招聘，很有可能不是這個助理教授獲得。而這個助理教授在哈佛工作幾年之后去到別的高校，也是很好的選擇。每個學校的特點都很突出。”

科學家流動促進交流、打破知識邊界、加強同領域或者跨領域合作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實現這樣的功能，卻不一定非要是跨國界的流動。武夷山指出，對于歐洲科學家來說，從英國到法國再到丹麥，其實并不是一件多困難的事，“并不比中國科學家的省際流動更難”。

在武夷山看來，“流動”不妨從本單位跨專業合作開始。“很多人口頭上總說要加強跨領域合作，但其實同一個單位不同專業之間的交流可能都很少。要解決這個問題，可嘗試不同方式。像北歐一些高校，設置有專門的跨學科研究基金。申請條件很簡單：不同系科的研究人員共同申請才行，這就促進了不同專業、不同系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蛟龍”號原第一副總設計師、萬米級載人深潛器“彩虹魚”項目負責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崔維成曾在英國、丹麥、美國學習和工作，在采訪中他也拓展了“流動”的定義：“國外很多項目的思路是，核心只有一兩個人，面對非本專業的知識，自己去‘流動’、去學習，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體系。”

摘自《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