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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學面臨共性問題

——來自世界知名大學校長的討論

編者按

近日，以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為契機，來自海內外44個國家和地區的261所知名大學校長及各國專家學者齊聚一堂，舉行了“雙一流”建設國際研討會暨北京論壇（2018）。圍繞“變與不變——120年來全球大學與世界文明”這一主題，世界知名大學校長的討論讓我們看到，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其中一個典型的特征是全球大學正面臨著許多共性問題。

全球化與新技術革命

林建華（北京大學校長）：新時代，新的技術、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氣勢向我們涌來。我們將面臨兩方面的機遇和挑戰。一是信息和智能科學引發的新技術革命，改變了知識的傳播方式和學習方式，大學對知識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這一場新技術革命還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生存和生產方式。二是國際化和中國的發展。中國變化太快了，短短幾十年，從基礎薄弱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不僅讓世界驚嘆，就連我們自己也為之驚嘆。

在這樣一個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的時代，大學和大學教育也需要改變。大學不再只是學習知識、研究學術那么簡單了。研究與教育、學習與創造、知識與素養、理論與實踐、學校與社會等各種要素都將融合在一起，將使大學成為一個孕育著遠見、創造、善良和責任的海洋。人們在其中浸潤成長，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新思想、新技術、新事物大量涌現，已大大超出了傳統思想理論體系的范疇，探索、創新和實踐成了時代主題。“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納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學術；才能讓學問更有思想的鋒芒，讓思想更有學問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維模式和學科界限，既要學習和借鑒成熟的理論體系，更應當從中國自己的實踐中總結規律、形成新的理論。

知識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一所真正的大學，莫不將自己置身于璀璨的世界大學星群之中，思想和心靈的交流是沒有國界的，大學是世界的。同時，任何一所優秀大學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國家和民族土壤，大學又是國家的、民族的。

五神真（東京大學校長）：我們在信息和通信技術方面正在經歷著快速的變化，這些快速的變化也帶來了歷史性的轉變，對經濟和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數字革命帶來了行業革命和產業革命，速度之快影響之廣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預測未來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對于大學來說，我們要從不同的尺度去研究人類社會，而且我們有責任去提供一種愿景，看看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人類社會現在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我們遭遇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問題，很多挑戰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去尋找新的方法，這個就要求把我們多元的頭腦匯集起來進行合作，大學在這方面有這樣的經驗，有這樣的人才，能夠在不同的文化當中相互借鑒，所以說大學應該相互之間開展合作，取長補短，共同借鑒彼此的先進經驗，發揮領導的作用去引領創新型的社會。

斯蒂芬·杜思齊（劍橋大學校長）：大學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而且大學如果做得好也可以去影響社會，并且能夠去引發新的價值。我覺得在這些價值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價值就是開放，我對于開放的認識有以下幾點：

首先我們要開門辦學吸引來自于全球的人才；開放還意味著我們要和社會不同組織不同機構去合作，劍橋大學就和我們本地的環境保護組織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同時我們還和超過4000家本地高新技術公司保持緊密聯系，這也是我們想鼓勵的開放性。同時開放意味著協作，要解決人類面對的這些大的挑戰要求我們超越國界，超越學術的界限展開通力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是學科能夠僅憑一己之力就可以應對當今世界的根本性問題，也沒有任何一家機構無論他的排名有多高能夠單憑一己之力去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開放在我看來也意味著我們要去共同探索人類面臨的一些大的挑戰，要去了解分子層面的結構，也要去追溯宇宙的本源，正是本著對這種開放性問題的興趣，霍金教授才如此引人注目。而且開放意味著我們要真實地展開討論。大學是我們討論根本性問題的地方，雖然有一些問題對于我們來說有一定的挑戰性，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對之回避。同時，學校的治理也應該保持開放性。

金惠淑（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長）：世界瞬息萬變，我們面臨的局勢越來越復雜，大學的目標如果固定不變是不會生存下去的。現在很多人提全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這兩個詞可能很多人認為是相反的理念，但是在現代大學當中我們必須要同時處理這兩個有的時候比較矛盾的觀念。全球化是用于我們逐漸變小的世界，但同時我們是出生在某一類的國家某一個文化某一個地方的，必須要保留本土的文化和傳統，所以我們必須要將兩者作一個平衡。

我們需要靈活性來應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很難預測未來的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帶來什么樣的改變，我們不知道也不確定，我們也很難預測到人類和機器合作或者是后人類時代是什么，這些可能對大學的體系帶來巨大的沖擊。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合作的體系，能夠讓學生更好地為未來做準備，能夠使他們有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來了解他們的環境和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我們要培養他們對他者文化的敏感性，培養他們面對復雜世界的很強的適應性，我們的課程、教學方式和師生的關系也必須調整，才能夠使學生培養他們的靈活性。

大學現在就像是在大海上漂泊的一條船，但是我們不能把它全拆了，否則就會沉下去，我們必須要一塊一塊進行改造，必須要認清面前的危險和其中蘊含的機遇。

多元與平衡

羅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學校長）：因為歷史文化和經濟條件不同，所以各國的大學體系也不同。但是每一個體系都在貢獻知識，提升我們的能力和技能，造福社會。比如中國、美國、歐洲都有自己的體系，世界上各個地方的體系都在自己的土壤當中成長，它們都是非常復雜的體系，每個體系都有自己的優點也有劣勢也有挑戰。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有三個主要的特征：第一是各個機構形式不同；第二是獨立性很強；第三是彼此之間競爭非常激烈，搶師資搶生源，雖然競爭是很友好的，但終歸是競爭。在多樣性方面可能我們最享譽全球的是私立學校，比如說哈佛、耶魯、芝大、斯坦福、西北大學，還有麻省理工這樣的理工院校，此外還有公立的學校、社區學校，他們的宗旨和任務都不一樣，獨立性都非常強，他們自己的方向自己選擇，同時彼此之間相互競爭。

美國大學體系非常復雜，它在教育和研究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我認為我們還要了解多樣性、獨立性和競爭性是美國的歷史和美國文化所決定的。同時，這個體系也面臨著很多挑戰，其中我認為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它不僅僅挑戰我們的體系，對美國這個國家都是挑戰，這就是受教育權。在美國，學生是不是充分享有教育的權利，經濟實力是很重要的問題。隨著教育成本的上升，這個體系沒有能力來幫助那些付不起錢的學生和家庭。雖然芝大、耶魯、哈佛等私立大學有支持系統能夠出錢使錄取的學生不會因為付不起錢不上大學，但是政府對公立大學的支持，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在下降，而美國75%的大學生上的都是公立大學，結果是這些學生要借錢，然后學生債務高速發展，還有一些非常有才華的學生因為家里沒有條件選擇不再繼續學習。私立大學學生不用擔心學費，而公立大學的學生反而要擔心自己家庭是不是出得起錢，這是很諷刺的，而這正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董奇（北京師范大學校長）：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的重要講話中再次強調了中國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目標，但是怎么樣實現這個目標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就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大學體系。盡管大學體系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學者老師理解起來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想無外乎涉及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大學內部的治理體系。為什么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強調大學的內涵式發展，因為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規模的發展，建設新校區，爭取各種的外部資源，很多問題得到了解決，現在確實到了要加強現代大學體系建設，加強內部治理體系建設這樣一個階段。當前，中國正在從國家層面推動大學體系建設的很多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是高等教育的分類發展。為了避免大學的同質化，都片面追求研究型綜合性，現在中國的大學開始進行分類建設，分類支持，分類評價，比如說研究型的大學和強調應用性的大學定位是不一樣的，評價標準也不一樣。

第二個是中國大學在整個中國的東西南北中的布局是很不均衡的，一些上億的人口大省沒有重點大學，政府也在大力解決這個問題，包括在“雙一流”建設中已經做了一些布局。

第三個是中國的大學有中央政府相關政府直接辦的，也有省政府辦的，還有地級市人民政府辦的，質量水平是有差異的。想要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整體的發展，就必須縮小差異，對此，現在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央屬高校和省屬高校聯合共建的辦法。

哈利·伊拉姆（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美國高等教育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我們在思考教育的過程當中必須要有革命性。之前超過50%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屬于精英的，不包括平民百姓，但是現在美國對高等教育的觀念已經轉變了。以斯坦福的招生情況為例，我們現在的生源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我們還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招低收入和加州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孩子，今年的新生中18%是來自于這些家庭。這個數字近年來逐年上漲，它改變了我們的招生政策和我們的宗旨。另外，美國人口結構在變化，很快美國的白人就不會超過一半了。這些越來越明顯的多樣性肯定要反映在我們的高等教育當中，既反映在招生中也反映在教育中。現在斯坦福的新生來自不同背景的高中，有些是精英高中有些是貧困高中，有些學生就沒有學過AP（大學先修課程），有的學生學過13門AP課程，學生之間的差距非常大，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的問題。此外，斯坦福的留學生差不多是12%左右。因此，我們必須看看我們的生源是什么樣的，生源的結構，生源的多樣性，生源的不同背景，然后用一種合適的方式來開展教育。另外，我們還面臨著如何將我們所做的研究和全世界亟待解決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所以說對于美國的高等教育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同時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傳承與創新

鄭圭相（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我們已經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這是一個新的以人為本的時代，要求人類能夠深刻的了解彼此并且進行互動，因此人有同理心，有創造力是非常關鍵的。這也是一個以融合為特質的新時代，人類可以借助科學技術和不同的學科實現更大的和諧，核心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等，會越來越深度的介入人類的生活，我們必須要尋求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來把這些新的技術納入社會，并且發展一個越發多樣化的文化，借助創造力和批判性的思考，我們可以利用技術來改善人類的生活，同時把人類再一次推到一個新的文藝復興時代。

在這樣一個新時代，社會系統和學術界在迅速的發生變化，因為我們在現實和虛擬之間，在時空之間，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進行跨越，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必須要加強對于技術發展的認識，在不斷變化的文化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大學必須要深入理解知識的意義，必須要創造新的方式來聯系現有的技術，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依賴簡單的知識的獲取，我們的大學必須要創新性創造出結合人文、技術和社會的文化資產。對于成均館大學而言，因為我們文化傳承的根基是儒家的傳統，我們教授的是有關于仁義的概念，在1996年之后，我們通過和企業合作，把經典的人文學科和最為先進的技術進行了結合，通過這種獨特的融合，我們結合了過去和現在，將過去的傳統與今后的創新結合起來。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要求我們必須創造新的事物，而不僅僅是把我們已經掌握的知識進行傳播，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要牢記，即便是那些最為先進的技術也不能夠替代人類的智慧，因為人的洞見和創造力是超越了任何一種人工智能的。儒家的傳統追求的是以人為本的理性思維，也對文化創造力和人類的本性提供了很深刻的見解，儒家的智慧需要讓所有的人來分享，幫助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來解決復雜的問題。

多恩·弗瑞士沃特（西澳大利亞大學校長）：大學最擅長的地方就是讓過去的做法和未來的需要之間建立一種聯系，這樣能夠讓文化和文化的傳承來促進創新，這是一種混合的過程。我們需要未來的發展，技術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要以人和文化的需要為向導，通過各種方式來讓學生思考我們過去的文化和傳統，并在現代的環境下來審視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面，大學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大學的作用在于促使我們必須考慮文化的本質所在，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傳承和創新在當今的文化下都能發揮作用，我們不是要用兩分法，傳承和創新不是二選一的問題，兩者是可以并存、結合的。

吳朝暉（浙江大學校長）：把大學與文化傳承的關系擺在新的發展時代來講會更有意義，具體而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至少要回應三方面內容：回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回應國家發展的需求、回應全球發展的需求。

社會大變革、經濟大轉型的時代一定是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比如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對中國來講先秦的子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以及宋明的禮學，這些時代都是中國五千年發展過程中文化大繁榮的時代，現在我們要積極回應新時代的需求，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知識創新和方法創新，來使得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時代發展相適合，與現代的社會發展相適合，特別是讓中華的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上許多多彩的文化一起，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引。我們看到，在積極回應中國發展的過程當中，中國在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生態、外交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這是我們未來文化發展重要的內容和最大的資源。回應全球的發展，是在比較和分析各國的文化以及世界前人文化當中兼收并蓄，圍繞全球發展的主題，來尋求人類共同的價值和價值的新的內涵，以更高的情懷來探索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規模與質量

斯蒂芬·杜思齊（劍橋大學校長）：回顧過去一個多世紀，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898年湯姆森在劍橋發現了電子，當時上大學的人在英國來說還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當時參與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人不到2萬人，我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英國只有46所大學，總共在校生是350萬人，但現在在英國有接近一半的人都會接受高等教育，在劍橋我們的在校生就有21000人。不僅在英國或者是西方高校，在中國我們也看到高等教育在爆炸式的增長，而且除了在人口方面的壓力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壓力。劍橋的一位學者曾經感嘆在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我們似乎對于過去非常的熟知，對于大學的性質、大學的角色已經感到非常陌生了，對此我也是感同身受。

曾經有人說過，我們要想保持不變那我們就要快速的調整，我認為任何當前高校的領導者都應該去積極的對待變化，我們的變化不是為了保持不變，而是讓世界變的更好，讓我們的人民生活變的更好。劉易斯·卡羅爾卡曾經寫到紅心女王對愛麗絲說我們要以雙倍的速度奔跑才能夠到達我們的目的地，這也是中國政府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中國政府推出了“雙一流”計劃，彰顯了中國政府加速發展大學的數量同時也重視高等教育質量這樣一個目標。從英國自身經驗來看，我認為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要小心，不要去過度干涉高校的發展，要保持高校的創新性。劍橋大學建于1209年，然而我想強調的是，雖然有800年的歷史，但是劍橋大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優秀的學府，不是因為歷史，而是因為持續變革，不斷創新。

林建華（北京大學校長）：今天，知識產生和傳播的方式以及學習方式都在變，社會對人的需求也在變，這是大的趨勢，大學必須對此作出回應。現在中國每年出國留學的人數逐年增長，不僅去讀研究生，而且越來越多的優秀中學生開始選擇到國外去讀本科，一些非常頂尖的中學有接近50%的學生不參加國內的高考直接出國留學，這實際上對中國的大學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中國雖然有很多不錯的學校，但也有很多不是太好的學校，可不管它在什么樣的位置上，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樣的，在這樣一個體系下，學生當然都要去擠到最好的學校里，如此要讓老百姓滿意，我們的高等教育就面臨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不能提供多樣化的選擇，這是中國大學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要想真正實現教育公平，我們必須想辦法走教育多樣化、提高教育質量這樣一條道路。

羅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學校長）：芝加哥大學在推動學校建設方面一直非常重視智慧碰撞。雖然各國的高校體系不同，反映了各個國家的文化不同，但是這種智慧碰撞應該是存在于各個國家的大學里，中國的大學也在智慧碰撞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并且為社會、為全球作出了貢獻。智慧碰撞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能夠理解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假設，不同的做法，這就需要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能夠鼓勵不同角度的觀點提供不同的證據，提供不同的認識，有的時候甚至是相互挑戰、相互提出質疑、相互爭論，與此同時，雙方既理解彼此的優勢劣勢，也理解各自的問題和特長。芝加哥大學非常注重為智慧碰撞創造條件，這是我們能夠產生8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成功秘訣之一。這一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借鑒，即大學要重視智慧碰撞，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就很難造就一所偉大的大學。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