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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天眼”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2016年9月25日落成啟用。圖為群山之中的FAST工程（2016年9月24日攝）。 新華社記者 歐東衢攝

當前，我國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

面對我國科技領域存在的基礎科學研究短板突出，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全社會鼓勵創新、包容創新的機制和環境有待優化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力爭實現整體科技水平從跟跑向并行、領跑的戰略性轉變“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在近日舉行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振聾發聵，引人深思。

前不久備受關注的芯片禁運事件即是最好的例證，而這僅是冰山一角。當前，我們還有哪些核心技術亟待攻克？它們緣何成為卡脖子難題？未來向哪個方向發展？經濟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有關專家。

核心技術之痛

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元器件、關鍵材料大多依賴進口

中科院院士李依依已經80多歲了，依舊不知疲倦地帶領她的團隊攻堅克難。

“只要是需要轉動的器件，比如火電發動機、飛機發動機、飛機葉片等，都需要一個軸，大的軸有時七八米長。”在長期從事特種合金與工藝制備的研究過程中，李依依發現因為缺少核心技術，很多軸即便能造出來，但穩定性、可靠性相對較差，投入實際應用往往會因缺陷導致壽命嚴重縮短。

“自主創新是最核心的東西，國家要由大變強，沒有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不可能做到。想要自主創新，需要‘破’很多的東西。”李依依舉例說，比如三峽水輪機轉輪有400多噸重，以前全部依賴進口，不是不能做，而是做出來的轉輪性能不穩定。“三峽工程建設之初，26臺水輪機轉輪除了葉片和上冠，其余全部來自國外。”

而這并非孤例。廣泛應用于機械驅動和大型電站的重型燃氣輪機（功率5萬千瓦以上），目前基本依賴進口；我國自主創新研發出世界首臺套雙動力電驅銑磨維護機器人裝備，但最核心部件銑刀仍需進口；我國儀器儀表產品總體技術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有10至15年的差距……

根據有關統計，一些行業的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50%。“核心技術依存度較高，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元器件、關鍵材料大多依賴進口。”在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項目成果《制造強國》一書中，戰略研究項目組如是列舉。

“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也是市場換不來的。”中科院院士、北斗導航系統副總設計師楊元喜說，北斗導航系統任何一個關鍵零部件都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和封鎖，即便愿意斥巨資購買，國外也不會賣。

“科技創新主動權只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可持續發展的資本。”楊元喜說。

基礎研究之憂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泉，盡管有了長足進步，但仍是建設科技強國的“短板”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我們有太多切膚之痛，發人深省的現實背后是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科技創新的源泉。實踐表明，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會帶來一系列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說，得益于量子力學的進步，原子能、半導體、激光、核磁共振、超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這些重大技術發明讓人類在能源、信息、材料和生命科學領域獲得了空前發展。“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無論如何都不過分。”

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有了長足進步，但仍是建設科技強國的“短板”。中國工程院院士潘復生表示，以投入為例，發達國家基礎研究占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例大約在15％至25％之間，我國基礎研究占R&D的比例大約只是他們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由此造成的后果：一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大原創成果較少。二是學科發展不均衡，部分學科同國際差距較大，開創新的研究方向的能力不足。三是引領當代科學潮流的世界頂級科學家不多，卓越學術團隊和青年拔尖人才相對較少。

“歷史和科技發展表明，以基礎研究為重點的知識創新是一個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知識創新的突破，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持續發展。沒有知識發現，技術發明就無從談起。”潘復生說。

這與楊元喜的看法不謀而合，“過去，我們利用后發優勢大量引進國外技術，實現了快速發展。如果現在繼續沿用這種思路，差距會越來越大”。在楊元喜看來，自主創新是新時代實現科技強國夢的唯一路徑。在原始創新中，基礎研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基礎研究投入多、周期長、見效慢，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評價機制等種種原因，如今長期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有一部分向技術創新轉移，這不利于建設創新型國家。

一些領域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也有歷史的原因。“能源、材料和信息科學，這是當今核心技術的三大支撐。”中國科學院院士龔昌德說，這三大“支柱”中，能源和材料科學屬于傳統科學，主要涉及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等傳統學科，在這方面國外已有數百年的發展歷史，我國基礎薄、底子弱，要想迎頭趕上還需時日。

“信息科學涉及的學科主要是計算機科學，在這方面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基本處于同步的水平。”龔昌德說。

科研環境之困

要繼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科學家“松綁”，讓他們沉下心來做研究

如今，我國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與建設現代化強國的要求還不相適應，科技創新水平與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還不相適應，科技成果的質量和效益與國家和人民的期待還不相適應，科技隊伍的水平和結構與科技創新發展的要求還不相適應，體制機制和文化與新時代科技創新的要求還不相適應。”兩院院士大會上，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直言不諱。

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解決卡脖子問題，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和積累，絕不能急功近利。”中國重大原創性科學技術成果獎——“陳嘉庚獎”近日揭曉，中科院院士高鴻鈞牽頭的《原子尺度上“小分子機器”在固體表面的構筑與物性調控》項目獲得了數理科學獎。既是科學家又是中國科學院前沿科學與教育局局長，同時身兼兩種角色，高鴻鈞的體會是現在的科研環境有些浮躁，科學家要獲得獎項、頭銜，都需要指標性的東西，例如論文數量。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科學家難以靜下心坐冷板凳，重大原創性科研成果自然無從談起。

對此，龔昌德深有感觸，“為了多出成果，很多科學家追求短平快，重跟蹤不重原創。功利主義是當前阻礙我國自主創新的一只‘攔路虎’”。在龔昌德看來，自然科學的發現與發明，從來都是厚積薄發的結果，世界上有突出成就的科學家大多具有開闊的視野、豐厚的知識積淀，通常還是跨界“高手”。

“基礎研究屬于發明創造，靠行政規劃不會出來。因此要繼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科學家‘松綁’。”龔昌德表示。

“科學技術要支撐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就要直面這些挑戰，解決這些問題。”白春禮呼吁，廣大院士在解決這些重大問題中，要勇做科學技術的引領者、深化改革的促進者、創新發展的開拓者、科學文化的建設者，使院士群體真正成為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帶頭人和先鋒隊。

摘自《中國經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