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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通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幾個月后，她收到了一封催付論文費用的電子郵件：“金額33100元人民幣，你的付款已經逾期，還請盡快支付。如果一直不付款，可能會影響以后你投稿被接受的概率。”

在日前舉辦的2017中國學術期刊未來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理事長朱邦芬宣讀了這封“被要錢”的郵件，也轉述了這位院士對此事的評論：“我們國家對科技投入了大量資金，除了直接用于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活動外，也支付了大量給國外投稿的版面費。盡管文章發表了，但是對一線的工程建設人員影響甚微，由于語言等各種因素，他們很少去閱讀。”不僅中國學者發表學術論文需要支付版面費，而且國內的圖書館還要使用大量經費購買國外電子期刊數據庫。面對這種“中國人寫，中國人出錢出版，中國人再花錢買電子版”的現狀，她呼吁：“是時候讓文章寫在中國的大地上了。將中國的刊物辦好，是從‘趕超’到‘引領’非常重要的一步。”

這位院士的期待，也是全國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心聲。而對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來說，雖然重要的文章大多在國內期刊發表，但他們期待，在新的媒體環境中，國內學術期刊能建立起更高效的發表機制、更科學的評價體系，更好地服務于學術研究。在這場由中國期刊協會、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等單位主辦的論壇上，中國的學術期刊如何追趕中國學術前進的腳步，成為人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

首發權：為優秀成果爭取時間

“第一等的、有希望拿大獎的工作，首先發表是硬道理，可以不管發表在什么期刊上。”在朱邦芬看來，其實有不少我國科研人員很愿意把自己優秀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內的學術期刊上，他希望能夠有若干種高水平中國學術期刊加大支持原創科研成果的力度，幫助那些優秀論文優先發表，為中國學者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一個更大的舞臺。

現在，已經有一些可以自由發表學術文章的網站，成為科技論文的首發平臺。10多年前，俄羅斯數學家格里高利佩雷爾曼就是在收集論文預印本的網站arXiv發表了研究龐加萊猜想的論文，引發學界關注。2016年，中國科學院科技論文預發布平臺ChinaXiv上線運營，為我國科技期刊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缺乏審核制度，一些學術水平不高甚至有違科學常識的文章也有可能混雜在這個開放平臺中，而優秀的學術成果則有可能被埋沒其中。朱邦芬提醒，國內科技界、期刊界與網絡行業應該共同努力，加強類似平臺的建設，把那些優秀的科研成果遴選出來，及時推送給學界。

一些學術期刊看準了新媒體陣地，開始進行媒體融合的嘗試。2017年11月7日，《財政科學》雜志編輯部主辦的“學習十九大精神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創新專題研討會”在京舉行。次日，雜志的微信公眾號就刊發了此次研討會的專家觀點綜述。接下來的幾天，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李俊生、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所長郭慶旺等專家的發言內容經過編輯加工后，陸續在這個公眾號上發表。

“當微信公眾號全文刊發以后，我們把七篇專家文章統一放到中國知網進行網絡首發。2017年11月25日，這些文章又刊發在《財政科學》第11期紙質版上。”《財政科學》雜志副主編邢麗認為，這個由新媒體、互聯網、紙媒構成的傳播鏈條，實現了將一個學術話題“反復置頂”的效果，能夠促使相關學術研究持續發酵。

微信公眾號首發、學術期刊網站數字出版、紙質出版，這種立體的期刊出版形式，不僅豐富了學術論文的傳播手段，而且讓那些學者在學術成果“首發權”的競爭中具有了更多的主動權。

2016年1月12日16點38分，《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采用優先數字出版形式，在學術期刊網站上發表了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等撰寫的論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將胡鞍鋼和同事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第一時間呈現給學界，而刊載這篇文章的紙質版雜志，經過印刷、運輸等環節，兩個月后才能與讀者見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這篇論文已經被下載三萬多次，被300多篇論文引用。同樣是優先數字出版，2017年10月31日8點24分，《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文率先在學術期刊網站上線，比紙質版提前四個月。在短短40天時間里，論文下載量近兩萬次。除了論文本身的重要性，網絡首發是其能夠實現快速傳播的必要條件。

傳播力：不唯“影響因子”論英雄

如何判斷一種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按當下流行的做法，人們一般會看這種期刊的“影響因子”。而影響因子的計算方法是，兩年內，期刊論文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這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分子”是引用次數，“分母”是文章數量，比值越大則說明影響力越大。于是，有些期刊一方面減少刊發文章的數量，一方面約請權威學者撰寫熱點文章來增加引用率，甚至有的期刊要求作者盡量多引用該期刊的論文，或者與其他期刊約定互相引用，手段多種多樣，都是為了縮小“分母”、做大“分子”，從而提高“影響因子”。

“一種學術期刊如果一年只發表幾十篇文章，即使影響因子再高，總體的影響也是有限的。”朱邦芬認為，中國科技期刊不僅要追求影響因子，而且也要追求總的被引用次數和被引用的半衰期，如果能夠通過多個指標綜合評價，制定我們自己的科技期刊評價標準，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學術的話語權。

“一篇研究《說文解字》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很可能沒有一篇研究政治、經濟、法律領域的文章高，但不等于它一定水平低、質量差。你的刊物發政治、經濟、法律研究可以是第一，我的刊物發《說文解字》也可以是第一。你發‘一帶一路’可以是第一，我發契丹文化研究也可以是第一。這有什么不可以呢？”針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蔣重躍說，學術期刊的視角應該從關注文章轉載情況、關注影響因子，轉向關注學術，“那些影響因子不高，但是有特色、很有學術價值的期刊，堅持了學術標準，保護了學科結構，它們的貢獻總有一天會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和尊敬”。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王明亮表示，為了適應中國學術和學術期刊發展的新趨勢，學術期刊網站有責任搭建一個更為公開、規范的學術評議平臺，提供更為完善的定性、定量相結合的評價數據與工具，使中國學者的創新性科研成果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可。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