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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0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發布《創新2050：科技革命與中國的未來》系列報告，描繪了2050年我國重要領域科技發展戰略路線圖。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份路線圖？路線圖的意義是什么？11日，《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戰略研究的總負責、中科院院長路甬祥。

　　記者：國務院在2006年已經發布了至2020年的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為什么中科院還要做面向2050年的科學發展戰略研究？

　　路甬祥：面對國際環境變化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有一些問題必須要從更長遠考慮。比如能源問題，過去也有15年的戰略研究，但是主要還是研究如何利用好煤，怎樣開發利用好國內外兩種油氣資源，怎樣能夠有限地發展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只是作為一種補充性的、方向性的能源，并沒有將其擺到未來能源支柱的位置上。近年來，世界各國越來越關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成為重要議題，這背后其實主要還是能源結構問題。這就使我們認識到，必須高效清潔利用化石能源，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但是，化石能源時代終究要過去，悲觀估計有100年左右即可用盡，樂觀估計還有200年左右。油氣資源可能首先逐步走向枯竭，然后是煤資源。人類不得不走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核能為補充的能源體系。現在各國政府都在積極為此準備，歐洲走得最快，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第146屆年會上發表演講，突出提出了能源發展的戰略，就是要發展清潔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力度，減少排放，逐步向可再生能源方向過渡。這個時間跨度可能是50年，也可能是100年。由此帶來的科學技術問題非常多。

　　科學需要規劃，也需要與時俱進。我們的研究是在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基礎上繼續前瞻，并進一步完善。

　　記者：您能否以能源為例具體分析一下？

　　路甬祥：未來能源的整體結構要發生改變?，F在能源是比較穩定的系統，以后可能是大量的不穩定系統，可能要發展分布式能源體系，發展更高效的直流傳輸和儲能技術，解決網絡的控制、安全、可靠性問題，還要解決CO2捕捉、儲存、轉化、利用方面的問題，這里面隱含著大量的科技問題，幾乎涉及所有學科。所以，能源問題引起的從基礎到應用方面的研究，整體的、結構性的變化和沖擊是很普遍、很強烈的，而這個時間跨度是50年或者100年。

　　以核能為例，從布局到重大技術突破往往需要20年乃至更長時間，而商業化大規模應用也大致需要20年乃至更長時間。如果我們現在不前瞻布局，未來就會落后。法國已經做到第三代、第四代裂變能核反應堆，制定了到2040年、2050年的路線圖。為國家利益著想，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應該考慮這些問題，應該做前瞻的研究工作。

　　記者：這次戰略研究中涉及的18個領域，不僅僅考慮近期或者中近期，而是著眼于更長遠的考慮。

　　路甬祥：過去250年工業化的發展，只解決了不到10億人口的現代化問題，主要集中在歐洲、北美、日本和新加坡。今后50年，可以肯定的是，包括中國十幾億人口在內，至少有20億、30億人口，要通過實現小康走向現代化，比過去250年要多兩到三倍，這將為世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但也必然對地球的有限資源和生態環境帶來新的挑戰。需要找到新的發展模式，才能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能夠公平地分享現代文明的成果。這就要求我們要面向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前瞻思考世界科技發展大勢、前瞻思考人類文明進步的走向、前瞻思考現代化建設對科技的新要求，研究制定未來50年重要領域科技發展路線圖，理清其中的核心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問題及其實現途徑，為國家科技戰略決策提供依據。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很難預見，它是隨機發生的，主要依靠科學家的創造性思維；技術雖可以預見，但是最多可以預見15年。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路甬祥：我們通過思考和研究發現，適當地前瞻領域方向還是可能的。比如，需求推動下的能源問題。隨著化石能源的枯竭，更多的聰明人就想，要解決高效的太陽能薄膜材料和器件，要篩選或發展新的物種，把太陽能轉化為高生物量。因為需求的推動，有更多的資源會投入到這些方向，所以可以預見，在未來的50年，可再生能源領域、核能領域一定會有新的突破性進展，大方向也是確定無疑的。比如在太陽能方面，就是提高光電轉化效率、光熱轉化效率。但具體技術路徑可能有多種。

　　在計算機領域，我們過去的習慣是跟蹤，現在我們要有信心前瞻，考慮未來的發展。這是可能的，并不是胡思亂想。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巨磁阻的發現者，現在這項技術已經用在硬盤存儲上了，而這一發現是在20年前做出的。我們的初步結論是，作長周期的前瞻，作突破常規的科學思考和技術預見是可能的，通過戰略研究，在長遠目標指導下制定路線圖也是可行的，比如說，到2020年為一個階段，到2030年或2035年為一個階段，然后再前瞻到2050年。

　　記者：科技路線圖的研究將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什么樣的推動作用？

　　路甬祥：通過這次戰略研究，我們認識到，現代化的歷程本質上是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歷史，近現代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關。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始終與科技革命、科技創新相伴而行。

　　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創新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創新發展模式，是擺脫危機的根本出路。例如，1857年和1929年兩次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之后，分別爆發了電氣革命和電子革命兩次技術革命高潮。目前的金融危機將加速科技創新與進步的步伐，在今后的10到20年，很有可能發生一場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這是對我們的巨大挑戰，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

　　記者：創新報告中說，當今世界正處在科技創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的前夜。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路甬祥：科技革命的發生取決于現代化進程強大的需求拉動，源于知識與技術體系創新和突破的革命性驅動。前瞻全球現代化發展大勢，包括中國在內的近30億人口追求小康生活和實現現代化的宏偉歷史進程與自然資源供給能力和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日益凸顯和尖銳，按照傳統的大量耗費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的經濟增長方式、或沿襲少數國家以攫取世界資源為手段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必須走科學、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強烈呼喚科技創新突破和科技革命。

　　從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態勢看，奠定現代科技基礎的重大科學發現基本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科學的沉寂”至今已達60余年，技術革命的周期日漸縮短，科技知識體系積累的內在矛盾已經凸顯，一些重要的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經顯現。

　　面對可能發生的新科技革命，我國再也不能錯失機遇，必須及早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