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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五中全會把中高速增長和向中高端邁進作為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兩種方式、兩種形態和兩個側面，這是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總體要求。達到這個“雙目標”的最佳狀態，是能夠實現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兩者互為條件和相互激勵。具體來看就是：

一方面，爭取中高速增長是向中高端邁進的主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系統性條件。在“十三五”期間，全國努力保持6.5%以上的增長速度，不僅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必需的，也是維持正常的經濟運行的基礎。因為如果經濟運行不能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度，就無法支持充分就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開支的需要。沒有穩定增長的經濟社會環境，產業轉型升級也就不可能順利進行。

另一方面，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向中高端水平邁進，擺脫低端的“國際代工者”角色，可以為中高速的增長提供堅實的技術經濟基礎和支撐條件。很顯然，在經濟結構、技術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條件下，隨著資源供給、環境質量、溫室氣體減排等約束的強化，經濟增長的空間將受到嚴厲的壓縮。因此如果維持低質低效的低端發展格局，極有可能使發展不可持續并陷入發展陷阱。

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可以讓地方、企業得到適當的休整和調理，可以為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提供寬松的環境。這在一般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增長速度從高位下降得太快，雖然它可以為行業內的少部分優勢企業提供來自供給端的資產兼并重組機遇，并可能出現市場份額的集中效應，發揮大企業的優勢，但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低速增長而造成需求端的猛烈收縮，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危及全行業絕大部分企業的生存，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出于經濟安全的考慮，這種破壞性極大的轉型升級形態我們必須要堅決地避免。

五中全會報告中所講的產業發展要邁向中高端，是指產業分工格局、產業鏈環節、價值鏈的地位要不斷地向其高端攀升，也就是產業要向高級化方向演化。產業高級化不是指產業的技術水平處于全球頂端位置，也不是指要將產業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品牌塑造為全球的奢侈品品牌，更不是指產業的發展僅僅去滿足少數收入水平處于金字塔頂部的社會階層成員的需要，而是指產業的發展要實現高經濟效益化，即要逐步擺脫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分工、被發達國家全面鎖定的不良格局，在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和生產率不斷提升的基礎上，逐步實現高附加值化和高經濟效益化的發展。因此，邁向中高端發展更多的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轉型升級，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水平提升或者市場定位的層次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強調，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此來看，“提高生產率”是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發展的政策標準和依據。這是因為：

第一，我們實施轉型升級工程，無論發展什么產業，根本上是要提升企業競爭力，實現生態文明。企業采取提高員工素質、研發新技術、更新設備、加強管理、構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提高生產率的方式，增強企業的盈利和效益。

第二，提升生產率是實現“穩增長”的重要保障。企業生產率慢于勞動力工資、資金價格上漲，是企業經營效益下降、投資意愿減落的主要原因，在宏觀上就表現為經濟增速下降、財政增收困難等。歸根結底，企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是經濟增長經久不衰的可持續源泉。

第三，只有生產率的提升，才能使城鄉居民收入提高進入良性軌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升，工資作為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增長的可持續性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能否與之保持同步和適應，否則“收入倍增”等規劃就是無源之水、空中樓閣。

因此，面對當前生產要素成本的不斷迅速上升，邁向中高端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最佳策略，就是要讓傳統產業提升生產率，通過生產率上升克服成本上升因素，并通過更低成本和價格刺激市場擴大。

在邁向中高端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雖然我們也要讓短期的、總量的、需求面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所作為，但是根本上還是要回歸新常態下注重供給面調節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尤其是要讓那些中長期的、結構性的、供給面調節的經濟政策發揮作用，注重在市場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實現。即為了協調好穩定增長和結構調整的關系，主要政策變量應該主要從供給端進行選擇，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制度創新紅利，激勵潛在增長能力提升，同時形成促進產業向中高端升級的新的體制機制。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等經濟體發展的經驗表明，追趕型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20%左右的水平時，可以在后發優勢的驅使下，使年均增長速度在9.2%的水平上維持20年左右。現在我國就進入了這一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階段。當前我國的潛在增長率被一些舊的體制機制所束縛，而后者絕大多數是在過去的改革中一直沒有觸動或者沒有攻破的。這需要通過制度創新釋放的改革紅利。另一方面，形成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的體制機制，也是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所必需的基礎環境。以產業升級來說，其形式分為產品升級、工藝升級、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四類，它們其實都是由企業家的微觀選擇行為和市場決策決定的，只有讓企業和市場自我選擇和決策，產業升級才可以使激勵和約束相容。如果仍然由政府官員來決定，則不僅扼殺微觀效率，也會阻礙宏觀目標的實現。

第二，以創新驅動國家建設釋放生產率提升紅利，重塑增長的新動力，同時形成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的技術體系。過去我們的增長主要是靠學習模仿，具體形式是承接國際制造業外包訂單，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開始做起。因此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未來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將會極大地釋放生產率提升的紅利。這關鍵是要形成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的技術體系。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國已步入以學習模仿為主轉向模仿與創新并存的新階段，急需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布局一批體量大、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的國家實驗室，優化配置人財物資源，夯實科技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同時，作為創新驅動國家建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面向市場的產業技術創新，必須同時創造出技術來源、市場需求、競爭力等三個必要條件。“十三五”規劃對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有很多思路上和運作機制上的大變化，如對技術決策的目標，強調從整機轉向關鍵部件和關鍵技術。還有，現在的技術決策體系是政府主導，未來技術決策的理念和機制將逐步向市場選擇轉變。

第三，以金融改革推動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力度，提升投資和資本效率，為實現中高速增長和中高端產業目標提供金融支撐。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嚴重失衡的問題，表現為“實體經濟不實，虛擬經濟太虛”。近些年來，這個越發嚴重的矛盾一是引誘實體企業放棄實體經濟活動，轉而“一窩蜂”地去從事股票、房地產等虛擬經濟業態。二是資金進不了實體經濟，而是在虛擬經濟中“空轉”。三是實體企業因為微利或嚴重虧損，不僅無力進行創新，而且更有可能是被迫放棄實業，或破產倒閉。經濟運行出現“脫實向虛”傾向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國金融發展過度了，而是因為現代金融業發展不足，是長期存在的“資產短缺”現象所導致。現在我國已經從“商品短缺”、“資本短缺”階段，正式進入到“資產短缺”階段。由此伴隨的，是嚴重的產能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通過金融改革、創新和深化，千方百計大幅度地鼓勵實體經濟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增加優質資產供給，也即提高實體經濟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比重。這涉及我國融資結構的重塑問題，應該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

第四，以人力資本概念為核心調整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把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把汗水經濟轉化為智慧經濟。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可以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但是調整增長方式和提升產業結構水平，關鍵還是要靠提升人口質量，把主要依靠勞動力的發展格局轉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的發展。激勵人力資本的形成和有效使用，一方面會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這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會給企業的產業升級以成本倒逼的壓力，同時也會取得支持產業升級的人口紅利。

摘自 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