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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電子信息產業網 

    5月19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中國制造2025》由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質檢總局、工程院等部門和單位聯合編制。為了讓廣大讀者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制造2025》，《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了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副院長石勇。 

    今年3月，“中國制造2025”首入政府工作報告，“強化基礎”作為未來制造強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第一次被提到國家層面而備受關注。石勇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第一個30年和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30年，中國制造業走的一直是以“整機帶動零部件”發展的道路，推動了中國制造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但在這個思想指導下，規模發展起來了，基礎技術和基礎零部件發展并沒有被帶動起來。在第三個30年，中國制造業要“由大變強”，進入世界制造業前列，必須把制造基礎技術和關鍵基礎零部件的發展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

    2014年，我國制造業產值連續5年世界第一，多數產品產量位居世界首位。一個個超大、超重、超寬、超高的重大技術裝備被研制出來，鼓舞著國人的信心，但超精、超微產品卻時時困擾著中國裝備制造業。石勇認為，長期以來，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外來“植入”性強，自主基礎研究不足，底層技術和配套產業基本技術支撐乏力、發展不均衡;通過“舉國之力”實現的重大技術裝備的突破多是單機，無法實現全產業鏈布局。一個致密度不高的閥門，一條不均勻的焊縫，都已經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當我們把一個個引以為豪的裝備拆解開來，越往下拆，發現的問題就越多。”石勇說，“以工業機器人為例，機器人的關節用RV減速機，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機公司壟斷。有人講，日本人說跪，全球機器人沒有幾個能站著……”現在，我國高端裝備的基礎部件，特別是運動部件，如閥門、伺服電機、發動機、減速機、自動變速箱幾乎全部依賴進口。我們自己能夠生產的大多為靜止部件，最終導致我們的裝備價格是按機器的重量賣，產品利潤會受到原材料價格的擠壓，缺乏技術創新的產品議價能力較弱，常常受制于人。

    石勇告訴記者，由于整機廠的強勢和游說，本世紀初，國家把進口“零部件不免稅，整機免稅”改為“零部件免稅，整機不免稅”。措施著力點的錯位，使得我國本土零部件企業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劣，產業最薄弱的環節需要直面進口產品的沖擊。當我們今天想再發展關鍵基礎零部件的時，幾乎找不到可以承接國家重點任務的配套企業。

    上世紀50年代，日本大力發展制造業，開始走的也是“整機帶動零部件”的發展策略，但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們感覺這條路徑與產業自身發展規律相違背，因此改為強力支持基礎技術和基礎零部件，從底層做起。到目前為止，日本經產省每年還要支持200余項基礎技術支撐日本制造業的發展。

    現在歐洲、日本、美國裝備制造業的很多大企業都是由采掘業慢慢延伸至冶煉業，再慢慢進化到金屬產品制造，最后成為裝備的關鍵零部件制造商、整機制造商。這種產業鏈的自然進化過程使得這些裝備制造企業的基礎很扎實，內力很“綿長”，即使很一般的產品也能注入長期積累的經驗和技術，最終制造出高端產品。

    近年來，雖然日本作為全球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不斷降低，日本在戰線上似乎有所退縮，但是在關鍵零部件領域，日本仍然是嚴防死守。日本仍然有一批“怪物級”長壽企業(約3000家)和一群經驗豐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電子、材料等技術集聚型產業中仍然占有絕對的技術優勢，絕不是我們眼中日本的“電飯鍋”和“馬桶蓋”，而是隱藏在這些消費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產業尖端技術實力。德國更是憑借著其幾千個以零部件發展為主的隱形冠軍企業抵御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加強了其制造業國際競爭力。

    石勇認為，發達國家依托自身技術和資本優勢，牢牢把控著處于全球產業鏈核心環節的關鍵零部件和技術，這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的鉗制和影響是深刻的。一是掌控我國自有產品的生產節奏，產業安全難以保障。如日本大地震幾乎導致我國一些整機制造企業停產。再如外商可以根據委托加工的關鍵部件參數推導出我國國防用產品的產量。二是產品利潤沿著零部件產業鏈傳導到國外。如在激烈的汽車競爭市場中，一些外商提出降價，但中方不同意，因為中方只有在最后的整車銷售中才能分得利潤，而外商已經在關鍵零部件上賺得盆滿缽滿了。三是控制產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如機床行業，國外可靠性最高可達5000小時無故障，平均2000小時，而我國產品離國外的平均小時還有一定差距。機床工業關鍵零部件發展滯后是主要原因，國產功能部件無論從品種、數量、檔次上都不能滿足主機配套要求。

    他坦言，目前給予我們追趕的時間已經不多，近年來制造業發展出現了新的規律更是妨礙了國內基礎零部件領域的追趕。例如，信息技術和傳統制造業高度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現代制造業的模塊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零部件的電子化，使得零部件變得更加集成化和“黑箱化”。面對這一趨勢，傳統的仿制手段已經失靈，反求工程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未來的企業必須擁有一種“正向開發”的能力，能更好地理解產品運行過程中的內部機理，接受更加復雜的設計策略。而這種正向設計能力必須是長期經驗的積累以及全產業鏈協同發展的結果。

    “我們應當學習日本產業發展模式的一個優點，即整機和零部件、材料協同發展，相互促進。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電子企業在設計新產品的同時，采取大力支援外包企業研發所需材料的戰略。開發出材料后，再協助外包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一直到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定優勢為止，繼續保持良好關系。”他說。

    石勇提出，國家應鼓勵一些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發揮全價值鏈創新，引導上下游企業之間建立起一種穩定的合約關系，榮辱與共，協同發展。中國企業目前還沒有認識到建立起這樣全價值鏈體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隨著環境、安全等壓力不斷加大，產品智能化、綠色化的發展，中國的整機企業轉型升級一次，一大批中小型供應商就面臨著一次生死決擇。如某著名空調企業，為了提升產品智能化，召開了60多家供應商大會，強制供應商提升零部件的信息化，否則將被淘汰出局。積極的一方面是倒逼零部件企業轉型升級;消極的一方面中國的供應商有可能被外商所替代，使產業整體發展面臨零部件空心化危機。如上世紀5，60年代美國的汽車市場一直被本土汽車企業所把持，但由于本土企業沒有及時應對排放標準的提高，為日本汽車進入美國市場提供了巨大空間。

    中國制造2025已經給了我們答案。石勇強調，未來，我們必須建立新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實現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開放協同治理模式轉變，優先發展基礎技術、共性技術和材料、關鍵零部件;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制造業創新體系，充分發揮企業在創新中的底層智慧和經驗;積極推動中小微企業聯合整機廠共同開發研制為用戶定制化的專用產品;逐步形成以基礎技術和關鍵基礎零部件等配套產業支撐制造業持續健康穩步發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