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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就城市發展而言，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決策者首先要有科學理性精神，完善公共決策吸納民意機制，落實民意聽證制度和專家聽證制度，科學設計城市重大公共決策的數據化權重評價體系，以減少沖動決策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春節過后，各地新一年的發展思路開始落地。有觀察者認為，這是考量地方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的一個契機。其間部分省份提出推行“城市開發邊界”試點引起輿論關注。

    作為當下中國區域競爭的前沿，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始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點和載體，因此城市的生長形態集中代表著經濟社會增長內涵的趨勢變化。就此而言，這種劃定城市邊界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我國城市發展理念正走向理性自覺。可以說，這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下的一個好現象，但能否真正落實到位，城市重大公共決策機制尚待改革跟進。

     多年來，我國城市擴張過程中的“攤大餅”現象備受詬病。這不僅導致大城市無序外延、功能紊亂、生活成本增大以及“熱島效應”等“大城市病”，客觀上也造就了中小城鎮發育不良甚至“空殼化”短板，制約了城市群結構優化。

    從制度層面看，國家在制約城市無節制擴展方面并非沒有安排，其中兩項還至為關鍵，一是城市總體發展規劃；二是18億畝耕地紅線。但現實中，由于經濟指標至上的不正確導向作用，上述兩項看似“剛嚴”的制約性規定屢屢被城市擴張的沖動所突破——城市規劃一改再改，確保耕地紅線可以鉆“占補平衡”的空子搞紙面數字上的“平衡”。在中西部有些發展滯后的地區，“占補平衡”指標甚至成為可以賣錢的生意而被省內大城市的新區、開發區激烈“競投”。

    除了建設“高大上”的國際性大都市及做大經濟總量的沖動外，導致城市無節制擴張的另一動力，則在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筆者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不少地方領導談經濟增長必談招商引資，說招商引資則三句話不離土地指標。這種對空間、外延的嚴重依賴，不僅導致城市“攤大餅”現象，同時也制約著產業結構優化的內生型增長模式生成發育。

    雖然自2013年起，這種土地依賴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而有所收斂，但其慣性依然強大。根據財政部近日公布的2014年財政收支情況，地方政府基金收入4.99萬億元，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4.26萬億元，同比增長3.2%。而2014年3月通過的國家財政預算報告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級收入為4.31萬億元，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63萬億元，下降11.8%。結果超出預期，地方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比預算收入增長17%，折射出我國城市發展走向集約型、功能型新常態的轉型之難。

    除了上述發展理念和財政收入結構不合理等原因，公共決策機制不科學也是我國城市畸形擴張的另一致命缺陷。在我國很多地方，城市的邊界、走向和風格，幾乎完全取決于地方政府甚至是地方黨政主要負責人的意志。不久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聽取2014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辦理工作匯報時，強調“完善公共決策吸納民意機制”。

    對于城市決策，筆者以為，吸納民意至少有3項工作有待“補課”：一是真正落實民意聽證制度。所謂“真正”就是不能走形式，應該從利益相關方和公共意見方公開、公正、大范圍遴選聽證代表，充分給予參與聽證者了解、研究、表達聽證事項意見的機會；二是“真誠”實施專家聽證制度。所謂“真誠”就是不能“聽而不聽”走過場，應該著手建立城市公共決策專家庫，積極引進第三方評價機制；三是科學設計城市重大公共決策的數據化權重評價體系，將政府、民意、專業機構、國家主管部門等多方意見訴求按照指標權重通過數據化模型予以呈現，最終提供給地方政協協商和人大表決。

    “公共決策吸納民意機制”或許會導致決策過程的延長，但慢下來必將減少沖動決策造成的發展成本代價。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就城市發展而言，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決策者首先要有科學理性的“好心態”，“彎道超車”違反規律的冒進心態顯然有違新常態的要求，“彎道換擋”、“科學駕駛”才是新常態的題中要義。

    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