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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碳排放量居世界前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靠資源投入和能源消耗推動，是一種比較典型的高碳經濟模式。”在近日舉行的《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２０１４》發布會上，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薛進軍表示，全球常規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導致能源和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報告》提出，未來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導向型轉變。利用市場機制大力推進低碳產業的發展、逐步將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與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接軌、把碳減排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綜合治理，是解決目前我國碳排放量高、能源利用率低、生態環境惡化的有效方法。

　　傳統高碳發展模式面臨挑戰

　　《報告》顯示，２０１１年中國碳排放量達到８０億噸，占全球總排放量1/4，超過美國排放量的５０％左右。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全球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國所占比重達６０％以上。按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達到６噸，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預計２０２０年前人均排放將超過歐盟人均水平。２０１１年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１９％，盡管人均排放量低于發達國家，但中國卻占到世界碳排放總量的２５．５％。由此可見，中國的高速增長是一種主要靠資源投入和能源消耗推動的高碳經濟。

　　“我國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強度遠高于世界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５倍、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４倍，即使是相比同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印度和巴西也較高，是印度的１．２倍，巴西的３．３倍。”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戴彥德指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均近１０％的增長速度持續了30多年，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社會財富積累率卻很低。

　　國家海洋局２００４年啟動的為期8年的中國海洋調查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完成，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沿海環境令人擔憂。過去１０年中，流入我國海洋的污染排放持續增加，其中３／４不符合標準，全國４８個入海口均遭到重金屬、滴滴涕和石油烴的污染。

　　２０１３年年初，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發布的《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２０１０（公眾版）》顯示，２０１０年全國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１．５４萬億元，占GDP的比例為３．５％左右。

　　今年３月，環保部首次公布了２０１３年我國７４個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僅有３個城市達到了國家規定的空氣質量二級標準。戴彥德表示，盡管我國加強了環境治理工作，但生態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固體廢物、汽車尾氣、持久性有機物、重金屬等污染持續增加。

　　“建設、淘汰，再建設、再淘汰，惡性循環不斷，不僅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而且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戴彥德舉例說，如重慶魚洞水鴨凼隆盛大廈，設計使用壽命是１００年，而實際上僅使用了半年。拆除原因是，大廈旁邊要修建魚洞長江大橋。城市規劃滯后也是造成資源浪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幾次關停‘五小企業’，直到今天提出的淘汰落后計劃，使得大量的資本沉陷，這種快速增長付出的高額代價，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沒有的。”戴彥德表示。

　　用經濟手段治理霧霾

　　２０１３年年初以來，我國多次出現持續性、大面積霧霾，覆蓋全國２５個省份、１００多個城市，受影響人口約６億人。霧霾中的ＰＭ２．５成為最新的健康殺手和人民群眾的“心肺之患”。

　　“以霧霾為代表的大氣污染嚴重影響著當前和今后的經濟活動，同時危害人們的健康，威脅社會安全，影響國家的國際聲譽。”《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２０１４》主編薛進軍認為，我國要從根本上治理好霧霾、重現藍天白云，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技術水平，需要２０－３０年時間。即使是采取最嚴厲的措施，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最快地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快速改善環境，也需要１５－２０年左右時間。

　　《報告》做出這樣的判斷所依據的是國外的經驗和中國的條件。在治理大氣污染方面，英國、德國和日本大約用了３０－５０年時間，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有１３億多人口，剛剛超過５０％的城市化率，接近５０％的第二產業比重，成為世界工廠等，使得中國的環境問題比其他國家嚴重程度深、范圍更大、牽扯面更廣、原因更復雜、治理起來更困難，因此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達到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還需要２０－３０年。

　　薛進軍表示，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國政府發出最強音“要像向貧困宣戰那樣向污染宣戰”，顯示出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的決心。《報告》建議，用經濟手段治理霧霾，適時開征資源稅、環境稅、房地產稅等，開展環境污染與疾病的病例研究，用治理環境污染的政策和手段治理碳排放。

　　借助市場推動低碳經濟

　　近年來，我國積極實施節能減排，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發展低碳經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我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是自上而下型，主要靠政府推動。這一方面會在短期內帶來大發展，與此同時也會產生一些不利影響，如光伏產業的過快發展導致產能過剩就說明了這一點。２０１３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戴彥德表示，當前我國的綠色低碳經濟發展正處于市場形成和發育的初期，面對日趨緊迫的資源環境壓力，必須進一步通過改革激發更大的市場活力，發展市場導向型綠色低碳經濟，兼顧創造市場、引導市場、服務市場，做到三管齊下，即通過政府制定污染物排放標準、界定資源產權等創造綠色低碳發展的市場，通過價格、財政稅收和金融保險等政策引導市場發展，通過維護公平競爭、搭建碳排放交易平臺等為企業提供充分競爭和交易的機會，達到推動企業主動調整能源浪費和污染物治理行為、借助市場力量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建立節能減排長效機制的最終目的。

　　國家能源局高級經濟師張峻極分析，風電產業發展迅猛促進了我國電源結構持續優化，裝備接近世界領先水平，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近年來風電產業的快速擴張與整體軟環境的滯后形成了突出的矛盾，暴露出風電消納難度加大、棄風限電現象頻繁、運行管理水平粗放，產能過剩和價格戰明顯，技術水平提升放緩、價格補貼和稅收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宣曉偉分析認為，我國推進綠色治理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是GDP至上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行政手段和市場作用發揮不足、資源要素價格扭曲、缺乏公平競爭環境、環保監管不嚴制約綠色治理。為此，他提出了推進綠色治理的三點政策措施：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和完善市場環境，推進資源能源領域的改革；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責關系，從根本上改變ＧＤＰ至上的發展模式；采取“綠色財稅、綠色金融、倡導綠色消費、加快新技術推廣、淘汰落后產能、完善政績考核”等多種綠色治理措施。

　　日本椙山女學園大學講師雪原千里表示，日本的經驗表明，低碳經濟、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基本理念和市民自覺遵守的準則。比如，在交通方面，限制高燃油高排放汽車的使用，支持和發展節能汽車和新能源汽車，建設適應于發展新能源車的基礎設施、社會環境等。在能源方面，以地區為中心，實現地域間能源、熱能協同利用，提高能源的高效率使用和低排放，進一步開發新能源、高科技產品。在家庭生活方面，鼓勵和教育國民改變傳統的生活習慣，樹立低碳環保觀念，以實際行動參與環保活動，從“我家先低碳”開始。這些經驗對中國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