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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達國家普遍遭遇不利經濟局面后,恰恰是我國發掘內需促使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更加全方位地走向世界的良好機會,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結構優化的外在動力,而且是有力的外部推動力量;

　　◆在實施一攬子應對措施中,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布局合理與民生工程建設,重點在于保就業、保收入、促消費,這是真正促使充滿風險的外貿依賴型經濟向持續穩定的內需驅動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內生動力;

　　◆在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同時,還需要更加密切地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在資源與資金安排方面,應當同時考慮國內建設與國際市場,適時出手,出手有力,將會為我國經濟發展贏得更為寶貴的機會。

　　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發展主基調,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應對今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正確取向。在此,我想談兩個方面的看法:一是需要辯證地看待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的影響,二是在危機時期特別需要妥善處理好的幾個相關關系。把握好了這兩點,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有可能轉變成我國持續發展的新機遇。

　　從宏觀層面出發,一方面,必須承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是波及全球的,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已經顯而易見,從直接影響出口貿易到必然波及實體經濟已經難以逆轉,這種打擊在筆者看來還將延續二至三年左右。如果沒有得力的措施,明年的形勢將更為嚴峻、更為困難。但承認這種現實及趨勢,并不意味著只能將這場危機看成是消極或者負面因素。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是在我國站到新的發展起點、處于經濟新變革階段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實現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并進一步提升開放經濟水平的良好機遇。

　　作出這樣一個判斷,是因為以往人們也認為我國對外貿的過度依賴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擴大內需作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撐因素之一,早在前幾年就被提到了外貿、投資之前,但一直未能有效推進。從充滿風險的外貿依賴型經濟發展模式到內需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從只注重經濟增長到經濟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從強調效率與競爭到突出公平與團結協作,是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但以往較長一段時間已經形成的強勢的路徑依賴,即使是中央政府采取了宏觀調控措施,但各地的思維定勢及發展慣性也往往難以適時跟進,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轉型與結構調整并未真正達到預期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說得多做得少。而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倒逼下,可能促使我們不得不將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轉型與優化經濟結構、切實改善民生真正提到優先考慮的位置上來,進而對現行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作出重大調整。因此,這場國際經濟危機應當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結構優化的外在動力,而且是有力的外部推動力量。

　　另一方面,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我完全贊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所作出的“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不會因為這場金融危機而發生逆轉”的判斷,因為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已經發生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深刻變化。例如,資本要素已經從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初期的極度短缺轉變到現在的相對剩余,勞動力要素已經從原來的無限供給轉變到現在的有限供給并且素質在持續提升,管理與技術要素有了長足的發展,市場供應已經由原來的極度匱乏轉變到現在的繁榮昌盛;同時,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面前,人口眾多且購買力隨著收入水平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持續提升,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潛力巨大的市場,腹地縱深、地區差距較大表明有著巨大的戰略回旋余地。經過30年來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WTO以后近十年的發展,我國的國力日益強盛,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民生持續大幅度改善;我們的發展理念已經實現了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向以人為本的轉變,包括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結構優化、擴大內需實際上早已經是中央確定的目標,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思路日益清晰,對國際經濟與國際市場的規則日益熟悉,以往改革開放中的正反兩面的經驗與教訓亦異常豐富,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一個客觀的事實,即現階段支撐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與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初期乃至十年前相比,確實已經發生了異常深刻的變化,這些因素的變化其實都較以往任何時期更有利于促使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由向外到向內的轉變。

　　在發達國家普遍遭遇不利經濟局面后,恰恰是我國發掘內需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更加全方位地走向世界的良好機會。因此,萬不可消極悲觀,不可太在乎一時一地之得失,而是需要堅定發展信心,通過調整相關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在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轉型,在持續改善民生的條件下快速擴大內需,便可以繼續維持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在當前國內經濟形勢遭受不利影響并且持續放大的條件下,中央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未來兩年投入四萬億元,通過一攬子措施來應對這場深刻的國際經濟危機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實施這些措施時,我認為特別需要處理好如下關系:

　　第一,需要妥善處理應對當前危機與強力推進經濟發展戰略轉型和結構優化的關系。國際經濟危機已經發生,并且超出了一個國家可以控制的范圍,我國采取擴張投資、穩定就業、保障民生等應急措施非常必要,但必須同時甚至優先從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結構優化的角度來考慮相應的具體措施,這就是在努力維持對外貿易的同時,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實現這種轉變,國家應當借此機會淘汰一批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產能,改造一批傳統企業,扶持一批高新技術產業、清潔環保產業、低耗高效產業。為此,強化宏觀規劃,強化政策引導,很有必要。

　　第二,需要妥善處理保增長促內需與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關系。當前形勢下的保增長不能等同于只保近期增長,還必須立足于保中長期增長,不能只強調促內需,而是必須立足于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這才是根本途徑。在這方面,我認為對今年與明年的經濟增長率有所下降應當有心理準備,我們需要關注今年與明年,更需要關注五年乃至未來十年的發展。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電網、南水北調、鐵路公路與機場等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等都是現階段急切之中的重大投入。在實施中特別需要避免重復建設、無效或者低效建設,特別需要合理規劃與布局,以便為未來經濟持續發展奠定新的基礎。同時,保增長促內需應當充分地體現在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方面,而大力開發穩定的新的就業崗位以防止出現大規模的非自愿性的農民工返鄉現象,多管齊下地調整收入分配體制以快速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勞動所得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以盡快構建起“二免除一解除”的社會保障制度支架(通過綜合性的社會救助體系免除全體國民的生存危機,通過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免除全體國民的疾病憂慮,通過有序組合的多元養老保障從制度層面覆蓋全民來解除國民的養老后顧之憂),同時加大對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醫療衛生、國民教育等的投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提高養老金水平與優撫待遇標準等,就可以在促使升級的民生問題獲得全面改善的同時,形成穩定持續擴大的國內需求,并使城鄉居民保持旺盛的消費需求,這樣才能實現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質量的同步發展。

　　直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項目需要真正引起高度重視并切實加大民生投入。在實施中亦特別需要重視統籌與協調和縮小差距等功能作用,考慮長遠的發展需要和民生保障制度的正常、健康發展。只有切實提高國民的消費能力和增強國民的消費信心,才能真正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與持續發展,而消費信心來源于后顧之憂的解除、安全感與穩定的安全預期。因此,在一攬子應對措施中,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布局合理與民生工程,重點在于保就業、保收入、保安全、促消費,這是真正促使充滿風險的外貿依賴型經濟向持續穩定的內需驅動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內生動力。

　　第三,需要妥善處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關系。應對危機離不開政府干預,尤其是應對這樣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即使是信奉市場機制的美國也不得不采取政府干預的手段,因此,政府出手是必要的。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市場機制發育還不太成熟,而計劃經濟體制的障礙仍然存在,官本位的傳統更是根深蒂固,如果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面前不恰當地造成政府干預經濟權力的擴張,則無異于是一種倒退。對我國而言,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境,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應對之策,都應當充分考慮發揮市場機制的有益作用,在加強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引導的同時,必須切實防止借機強化行政壟斷與行政干預,努力避免扭曲市場機制與市場規律的現象。在應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央政府的投入及其帶動的地方投入等,都需要在實施過程中高度重視完善市場經濟政策體系,同時深化體制改革、機制變革,防止舊體制復辟,最終促使市場機制健康發育成長并真正全面走向成熟。

　　第四,需要妥善處理好國內與國際的關系。盡管國際金融危機直接影響著國內的經濟增長,國家的經濟政策與相關措施應當重點針對國內的發展,但如果只關注國內的經濟而忽略對國際經濟形勢及國際市場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則不僅危機不可能變成機遇,而且完全有可能造成國際危機迅速演變成國內危機。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國已經與整個世界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條件下,我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必須與國際社會密切合作才能走出困境。同時,這場危機影響著當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與地區,在發達國家普遍遭遇不利經濟局面的情形下,國際市場的機會也在迅速增加,在我國國力相對強盛的條件下,進一步對外開放并擴大對外投資,充分利用大量的外匯儲備及某些資源,積極穩妥地更大幅度地走出去,完全可能獲得以往難以獲得的諸多機會。因此,在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同時,絕對不能只盯著國內問題,還需要更加密切地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在資源與資金安排方面,應當同時考慮國內建設與國際市場,真正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適時出手,將會為我國經濟發展贏得更為寶貴的機會。

　　如果在這場危機面前,國家經過理性的重大措施的出臺,實現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與發展模式的轉型,促進了就業崗位增長并使勞動力市場走向成熟,同時建立起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城鄉居民在有保障、有安全預期的條件下增強并保持消費需求，這場危機就有可能轉變為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的機遇。能否將危機轉變成機遇，關鍵在于堅定發展信心，理性且有序地調整發展模式。事在人為，事有可為。（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