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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當前中國經濟遭遇困難,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外部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出口導向型明顯的地區遭受寒流,如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正處在轉型期初期,如果中國經濟早已轉型成功依靠內需拉動,那就完全可以抵御外部的侵襲。

　　但是,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轉型初期,又碰上“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因此,轉型戰略進退兩難:繼續推進轉型,則會與全球周期性經濟衰退構成中國經濟的雙重壓力,可能造成大量失業,影響社會穩定。如果轉型半途而廢,則中國經濟就失去未來可持續增長的空間,只換回暫時的穩定,同時也失去了難得一遇的轉型機遇,因為只有外部的壓力才能真正推動轉型。

　　廣東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明顯的經濟大省,已經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是中國最早遭遇轉型壓力的地區。這個經濟體已經承受了外部市場急速萎縮的打擊,在上述兩難抉擇中,廣東可能面臨的風險在于:會失去一次難得的轉型機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機會在于企業“大掃除”、“大洗牌”中,實現區域發展模式的轉型。

　　在廣東何去何從的爭論之中,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對廣東省進行了詳實的調研,并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們就此對他進行了專訪。

　　改革需要形成共識《21世紀》:經過實地的調研,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廣東的轉型?胡鞍鋼:從經濟角度和各國實踐來看,根據要素稟賦,產業的轉型與升級的發展邏輯一般是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等逐步遞進,比較系數都顯示了這一點,雖然不同國家國情會不一樣,但是基本上都是勞動力比較系數先上升后下降,資本、礦產、技術等要素都有這個現象,所有經濟體都面臨要素成本不斷提高后,要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的問題。

　　廣東在改革開放30年后,要逐步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持續推進,否則就無法抵消成本的上升壓力。現在,廣東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產業如何升級,另外就是相當多的產業需要轉移(比如紡織、玩具),要么向海外轉移(如越南),要么向內陸省份轉移,產業升級與轉移同時進行。

　　珠三角的成功之處在于,國內外的競爭壓力迫使其不斷轉移和升級,此次外部沖擊加劇了壓力。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也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下加快了轉移步伐,那次危機對中國影響較小,這一次影響很大。

　　《21世紀》:廣東轉型的困難和阻力在哪里?

　　胡鞍鋼:實際上廣東的幾任領導人都提出過轉型,但是人們都是有惰性的,也有利益集團阻礙,轉型推進不夠及時和堅決,因此,在此次危機面前才會遭受挫折。

　　廣東目前存在一個規模很大的食利階層,他們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財富是靠創新創造的,這些依靠租金食利的階層是財富的轉移主體,而不是創造主體。他們增加了廣東改革的成本和難度,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障礙,比如有些市,各個區都有自己的工業園、開發區等等,各干各的。

　　改革需要大家形成共識,否則廣東就是死路一條。實際上,廣東面臨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這時有三種可能性:如果轉型成功,則經濟保持持續增長,進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轉型不成功,則會停滯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轉型失敗則可能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潛在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續低迷。因此,廣東的未來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不能繼續固守既得利益,否則,在這個轉型期很容易跌入陷阱。

　　《21世紀》:廣東如何推進轉型呢?

　　胡鞍鋼:轉型需要創新驅動,我認為,廣東至少要在四個方面進行大膽創新。首先要觀念創新,現在很多改革先行者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以老大自居,反而中西部地區觀念明顯進步。這說明改革最先受益者利益固化,既得利益者產生路徑依賴,廣東需要思想解放,放下成功的包袱,不能“小滿則安”。

　　其次,要進行市場創新。廣東企業主要是出口企業,廣貨行銷全球,2000年-2007年間的統計,廣東跟國內其他地區的凈國內貿易基本是平衡的,現在則是凈購進占10%,這意味著廣東貨在國內的占有率很小,在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正好是考慮與國內市場一體化的時機,要重視國內市場。

　　三是要進行制度創新,作為改革的先行者,廣東應該在市場機制、交易制度、財政轉移支付、戶籍等方面大膽進行制度創新,為中國的改革闖出一條路來。四是技術創新,大力扶持企業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

　　我在佛山考察的時候發現,當地的工業園在合并后還有20多個,工業產值超過萬億。這一方面說明,地方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地方積極性,但是地方政府主導也容易形成利益集團,固守成功。當經濟發展進入瓶頸期和轉型期的時候,廣東不能老往后看,擔心是否被山東或者浙江追趕上。

　　廣東應該向前看,盯住韓國作為下一個超越的目標,我認為廣東的第一目標是韓國,長遠目標是美國加州,加州不僅是美國的第一大生產州,人口貿易第一大州,也是美國大學最多的州,中國也應該搞省立大學,因為廣東要創新就需要大量科研機構,目前,廣東正考慮與中科院建立華南分院。不能因為痛苦就反對轉型

　　《21世紀》:但是,在當前經濟比較困難、失業率增加的情況下,推進轉型是一個好時機嗎?

　　胡鞍鋼:我個人認為,現在是廣東進行企業“大掃除”、“大洗牌”、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的好契機。

　　廣東的轉型提了很多年而進行不下去,主要是因為以前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發展模式轉型有很大的阻力,因為觸動了既得利益格局。目前的危機,是市場的力量形成了轉型的“倒逼機制”。

　　當外部危機來臨時,無論是產業、產品、企業都將面臨一次大洗牌,不轉不行、不洗不行,這并不是政府的指令行為,而是基于市場的調整,是市場無形之手在起作用。

　　通過洗牌以后,剩下的企業就會形成規模經濟或者品牌。政府不能繼續保護那些落后的生產企業,而是要支持那些節能降耗、技術升級的企業,當然,要同時盡力保工人、保就業,通過提供就業培訓、就業信息,幫助工人實現轉型,從劣質企業轉到優質企業。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廣東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們如何適應這個比較痛苦的轉型過程,盡快找到地方發展模式以及企業升級的轉型途徑。不能因為痛苦就反對轉型,因為不轉型的話,市場還會用它的無形之手教訓我們。

　　《21世紀》:廣東要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胡鞍鋼:廣東處在中國發展的前沿,不可避免的首先碰到重大轉型問題,在各省市中最早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為中國的整體轉型提供經驗。

　　這就需要實現從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向現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我比喻為一個孩子在不斷成長,隨著他的成長,需要不斷地換衣服,如果等到了而立之年,還是小時候的衣服,就很不合身了。廣東改革開放30年后,如果還固守著簡單的加工貿易、出口導向模式,顯然與中國經濟和國際環境已經不相適應,因此要找到另一件合適的衣服,才能夠提供進一步發展的足夠空間。

　　我認為廣東應該繼續開放,從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變,所謂開放型經濟就是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廣東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處理好社會分化問題,應該探索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比如,雖然廣東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是廣東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還比較高,為49.7%,明顯地高于全國35.0%的平均水平。這說明貧富差距較大,必須推進城鄉一體化。政府的責任重大,一定要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

　　比如,廣東有1900多萬外來人口,如何與本地人融合,廣東如何容納這些人,形成利益共同體,政府要平等地提供當地所有公共服務。這些外來人口創造了廣東近1/4的財富,廣東應該在發展共享方面在全國做出表率。

　　比如,廣東能耗雖然比較低,但是單位面積的污染排放比較高,在積聚人口和要素的同時,也積聚了污染,下一步要達到58%的森林覆蓋率,追趕日本66%的水平,建成世界最大的綠色發展中心,讓自然成為廣東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東的探索為中國提供經驗

　　《21世紀》:廣東的轉型如向與國家發展戰略相一致推進?

　　胡鞍鋼:最近,國務院已原則通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把地方發展戰略作為國家規劃,對廣東有了新的定位。廣東應該盡快形成共識,少爭論多干,把力量和目標凝聚在這個綱要上。

　　這個《綱要》的制定以廣東地方為主,中央為輔。廣東的探索為中國改革提供了經驗和分析框架,與《綱要》不謀而合,將本地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規劃達成一致性,地方與國家的積極性也是一致的。現在,廣東不能再爭論了,信心與共識比黃金都重要。我認為,廣東應該首先就轉型達成政治共識,這已經體現在綱要上；其次是形成人民共識,也就是社會共識,改革要當地人與外來人口都受益于發展。轉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廣東要戰勝短期的危機以及自己的惰性。

　　《21世紀》:中國目前也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嗎?

　　胡鞍鋼:從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成功轉型的國家在全世界沒有幾個,大部分都失敗了,這與這些國家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關。

　　在這個轉型階段,社會利益訴求很多,要求民主的呼聲超過重視經濟繼續發展,也就是從發展欲求轉向民主訴求。民主轉型的混亂導致在全球化條件下,經濟發展不進則退。泰國剛剛暫時結束的危機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讓國家陷入一片混亂。再比如我國臺灣地區,以民主的名義長期內斗,政治人物、教授都和小丑一樣互罵,師道尊嚴和秩序全都打亂了,現在臺灣經濟已經落后于韓國,“臺灣奇跡”成了“臺灣陷阱”。

　　一般而言,在這個階段,如果產業升級與轉型找不到方法,如果政府無法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如果腐敗問題解決不了,政府就會成為公民攻擊的對象。在這一階段政權更迭特別多,也特別快。

　　因此,為了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要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能夠成功實現產業的轉移和升級,建立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所有人公平的享受到公共服務,建立有效的廉政體系,防止腐敗發生,讓政府受到監督,重視環保,讓人與自然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