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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求是》 期號：2013/07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在率先擺脫國際金融危機實現強勁復蘇之后，新興經濟體正在面臨新一輪的困境：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到南非、土耳其，從印度到中國，經濟增速普遍放慢。就短期而言，經濟增速放慢的直接誘因是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后遺癥；但長期來看，這種放慢很可能是結構性的。新興經濟體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下調，難以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速增長狀態。因此，新興經濟體的出路在于調整其經濟增長模式，實現新的可持續增長。

  短期內新興經濟體增速放慢源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后遺癥

   在經歷了2009—2010年的強勁復蘇之后，多數新興經濟體從2011年開始經濟明顯減速。印度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1%降到2011年的6.8%，2012年預計會進一步降到5.0%，創下自2004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同期，巴西從7.5%降為2.7%和1.9%；土耳其從8.9%降為8.5%和3.0%。過去3年間，中國經濟也呈現出類似的發展趨勢。盡管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仍然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發揮著經濟復蘇火車頭的作用，但增速放慢趨勢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外部環境惡化是新興經濟體減速的直接誘因。發達國家復蘇乏力，尤其是歐洲債務危機惡化對新興經濟體構成了巨大的外部沖擊。新興經濟體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對外部需求的依存度較高。發達國家的需求疲軟客觀上抑制了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

  面對外部環境的惡化，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面臨兩難選擇：為應對外部需求沖擊，迫切需要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后已限制了政策空間。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成為很多新興經濟體的隱患。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與發達國家一直實施寬松經濟政策不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政策先后經歷了三輪方向性調整。第一輪是危機爆發之后，新興經濟體尾隨發達國家的經濟刺激措施，普遍擴大了財政支出，降低了利率，信貸投放規模迅速增長。這一做法對率先擺脫經濟衰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也刺激了其國內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考慮到一些國家原有的資產泡沫并未隨國際金融危機而減少，經濟過熱的壓力更為明顯。因而，從2011年開始，多數新興經濟體不得不進行第二輪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從擴張轉向緊縮的經濟政策。內部的經濟緊縮政策與外部的歐洲債務危機交織在一起，新興經濟體在尚未有效遏制通脹與資產泡沫的情況下，經濟增速放慢。這迫使其進行第三輪經濟政策調整：從緊縮轉向有選擇的經濟擴張。近來，美日歐同時實施量化寬松政策，貨幣戰的風險加大，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又將面臨新的調整壓力。這種頻繁的被動政策調整凸顯了新興經濟體還遠不能實現與發達國家經濟“脫鉤”；更重要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后遺癥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長期內新興經濟體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下調

  進入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內外部環境都將發生重大變化。目前的經濟減速有可能成為中長期內潛在增長率下調的一個標志：盡管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會繼續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會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很難再恢復到危機前10年的高速增長狀態。

  第一，發達國家經濟“去杠桿化”與全球經濟低速增長還會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期，全球總需求增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以外向型為特征的新興經濟體增長將會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約。國際金融危機的第一階段，發達國家政府干預的目標是促使家庭與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緩解家庭債務與金融機構債務的壓力。這一過程也被稱為私人債務的國家化。經過近4年的調整，這一目標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進入國際金融危機的第二階段，政策的重點開始轉向政府機構的“去杠桿化”，以化解主權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并不局限于歐洲，美國、日本同樣存在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按照“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指標來看，日本是發達國家最高的，美國也高于許多有主權債務風險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法國、英國、西班牙等。備受關注的“財政懸崖”問題就是美國主權債務風險的具體體現。無論是歐洲債務危機，還是美國、日本的主權債務風險，迄今都還沒有找到有效的化解之策。發達國家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的選擇將決定全球經濟未來的走勢。可以肯定地說，在發達國家解決主權債務危機之前，全球經濟強勁復蘇難以出現，需求乏力將是一種常態。

  第二，全球經濟“再平衡”與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將對新興經濟體構成新的挑戰。表面看來，“再平衡”是全球貿易逆差國與順差國之間的問題，但它的實質是全球供求關系的“再平衡”。對處于逆差國的歐美發達國家來說，應對“再平衡”必須改變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注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為應對全球“再平衡”正在推行“再工業化”戰略。為實現這一目標，發達國家不僅動用稅收、金融政策吸引實體經濟的回流，而且力圖改變多年來的產業空心化格局。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發達國家與尚未完成工業化的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國際分工需要重新定位，同時全球市場的供求關系也需要重新調整。

  第三，新興經濟體將會面臨環境約束與環境成本上升的壓力。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尋找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支柱產業就成為各國的一項戰略任務。其中，低碳經濟被人們看成是一個潛在的候選者。要發展低碳經濟就需要提高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新能源的使用，改變現行的能源結構，或者推動碳捕捉與碳儲存技術，改變化石能源的消費模式。無論哪一種選擇，都需要以制定全球統一的氣候變化規則為前提。這就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迅速升溫的一個主要原因。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的原則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存在分歧，全球氣候變化規則尚未最終形成。但可以肯定，制定全球氣候變化規則是大勢所趨。一旦規則成為現實，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將會面臨全新環境約束。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以高碳排放為特征的重化工業還將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加上低碳技術創新能力的限制，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受到的制約將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趨勢不會輕易改變，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發展速度與這種價格上升趨勢客觀上形成了正相關。國際金融危機前的10年間，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巨幅上漲，與20世紀穩中有降的走勢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上漲幅度抵消了過去一個世紀的下降幅度。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調，但未來其上升趨勢仍將會持續。原因是，一方面后危機時代全球流動性泛濫，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超過世界總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都將邁入工業化的進程。這種強大持續的需求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一部分新興經濟體資源出口國來說是一個福音，但對多數新興經濟體來說是一項挑戰。

  第五，新興經濟體自身也將面臨“去杠桿化”的要求。新興經濟體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與信貸快速擴張有著密切的關系。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2002—2011年間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銀行信貸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指標從最低點算起上升了20%左右。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經濟增速放慢的情況下國內通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今后一個時期，如果說發達國家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在財政領域，那么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最大風險會出現在金融領域。因此，新興經濟體很難再延續危機前依靠大規模信貸投放支撐高速增長的態勢。

  新興經濟體的出路在于調整經濟增長模式

   探討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并非唱衰其增長前景。在連續高速增長時期，新興經濟體得到的贊揚，客觀上掩蓋了經濟增長背后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進入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迫切需要尋找可持續增長之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堅持外向型模式，以培育中產階層為途徑，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應對全球需求增速放緩趨勢，實現經濟自主增長。外向型模式是新興經濟體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像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國都是放棄了原先的“進口替代”模式之后，才走上經濟起飛之路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外部沖擊不應該成為放棄外向型模式的理由。在應對后危機時代全球需求增速放緩上，新興經濟體有一個潛在的優勢，那就是不斷形成中的中產階層。要把這種潛在的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優勢，需要在收入分配、就業、人力資源積累方面創造條件。

  第二，調整產業布局，實現產業升級，應對全球“再平衡”與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挑戰。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布局主要受制于發達國家的產業分工戰略。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以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包為途徑加快實施產業對外轉移，客觀上為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契機，從而形成了發達國家以金融服務為優勢產業、新興經濟體以加工制造為優勢產業的國際分工格局。未來新興經濟體一方面需要調整產業布局適應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構建新的制造業國際分工格局，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機遇，強化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更廣的領域構建新的國際分工格局。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需要共同參與全球治理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此外，新興經濟體自身“去杠桿化”也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創新能力。

  第三，適應低碳經濟發展趨勢，探索新型工業化模式。低碳經濟能否最終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支柱產業，還存在不確定性，其結果是由市場來選擇的。然而，發展低碳經濟是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要求，已成為共識。因此，探索新型工業化模式是擺在所有新興經濟體面前的一道難題。能夠在這一領域取得成功，就意味著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占據了先機。

   第四，完善市場機制，為經濟可持續增長創造制度環境。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體制、機制改革的動力。反過來，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漸演化為經濟增長的障礙。以印度為例，補貼一直是財政支出的一項主要內容，其中對能源價格的補貼所占比例最大，甚至在某些年份超過了對教育的支出。金融危機爆發后，印度的財政支出增加導致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由2007—2008財年的4.2%猛增至2009—2010財年的11.8%。其結果是消費需求受到拉動，通貨膨脹壓力也迅速加大。反過來，面對日益上升的通脹壓力，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卻受制于剛性約束，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緊縮性貨幣政策。印度央行連續加息對遏制通脹的效果并不明顯，卻制約了投資的增長。

  新興經濟體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能否取得成功，既關乎其自身的可持續增長，也關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是一項沒有可效仿對象的任務，需要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共同努力。（執筆：李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