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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今年前三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53,48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三季度增長7.4%。雖比往年大幅下滑，但在全球已屬最快，有數據為證：在“金磚國家”中，俄羅斯今年估計能實現4.5%的增長率；印度今年頭兩個季度的增長率為5.3%，但盧比對美元卻貶值了23%，下半年也好不到哪里去；巴西貨幣(雷亞爾)今年貶值了7%，其GDP年均增長率去年只有2.7%，今年估計下降為2.5%。由此可見，我國經濟增速仍處于高位。同時，按可比價格計算，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0%，增速比上半年回落了0.5個百分點，也還說得過去。

　　但是，雖然這樣的增長速度令世界各國羨慕，但國內很多行業企業卻已經感受到市場形勢逆轉，經營困難增大，甚至出現了銷售大幅下滑的情況。難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達到9%－10%的水平才能過得下去？假如今后8％左右的中速增長成為常態，各行各業又該如何面對？這是當前必須認真思考的緊迫問題。也就是說，廣大企業必須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以便對企業今后的發展及時提出因應對策。

　　我國經濟發展正在經歷轉折性變化：告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時代，進入“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者并重的新階段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一再強調，要著力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但此后真正的行動并不多。今年中央主動下調增長指標，表明了一種決心，即：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要動真格了。對每個企業來說，這意味著經營環境要發生很大變化，發展戰略必須隨之調整。下面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勾畫一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和將要經歷的變化輪廓，供大家參考。

　　我國經濟告別兩位數高速增長時代，今后7%－8%的GDP年增長率將成為常態，企業必須調整戰略，適應新的發展環境

　　在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溫家寶總理宣布，中國政府2012年的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為7.5%，與“十二五”規劃建議年均增長率7%的目標相銜接。與改革開放以來平均10%左右的增速相比，顯然有了大幅下降。我們理解，這代表了國家要加快推進“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決心。

　　溫總理強調，降低增長率目標是為了“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以利于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由此可見，這次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主動行動。

　　今年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各行各業日子都不好過，希望中央再次實施刺激政策來“穩增長”的呼聲很高。但今年已經過去了三個季度，經濟主管部門一再表態，不會再次出臺類似“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只是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正常的反周期操作，如降息、降準(備金)、結構性減稅等。當然，為了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杜絕“硬著陸”的可能性，中央在投資方面還是有所動作，如優先啟動“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等，據傳規模達一萬多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很高，最近，部分省市以“穩增長”名義提出的投資計劃已達十幾萬億，但并未大規模啟動。可見，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對出臺穩增長的措施比較慎重。

　　為什么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不能再用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指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多年來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通俗地講，就是由政府大量投資來創造需求。初期的時候，你會看到什么都好，GDP增速恢復很快，CPI漲幅其實也不太大。大家會說凱恩斯主義很神，工資也漲了，收入也高了，產品也好賣了，物價也沒漲太高。但是，根據上世紀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凱恩斯主義的投資刺激政策的最大問題是不可持續，到了后期，通脹開始顯現出來，增長又開始下滑，出現滯脹局面，使宏觀政策面臨兩難選擇，這就是當前我國經濟的真實寫照。因此，解決辦法是，通過深化改革，改弦更張，使經濟活動回歸市場，徹底告別凱恩斯主義，大量減少政府的具體參與，使我國經濟發展重現活力。

　　以上就是我國經濟學界向政府提出的緩解當前困境、保持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政策建言，看來政府是聽進去了。當然，距離真正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經濟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是重建出口、投資和消費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

　　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容十分豐富，但從我國宏觀經濟層面來看，當前調整經濟結構的最大課題是擴大內需，重建出口、投資和消費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綜觀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都是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而且消費是主力。而我國則倒過來，以出口、投資為主力，消費長期受到抑制，導致經濟發展嚴重失衡。這就是當前經濟發展問題的癥結所在。

　　當然，必須看到，最近十年，出口和投資兩大動力對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這種作用也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大刀闊斧地走上了市場化改革道路，其中有兩件大事直接影響了新世紀十年的高速發展。一是1998年啟動的住房商品化改革，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二是2001年加入WTO，使我國開啟了參與經濟全球化和進入世界市場的大門。十年來，我國貨物出口年均增長21.6％，自2009年起超過德國，連續三年居全球出口第一位，占據世界市場10.4%的份額。十年來，我國房地產的市場規模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房地產開發在中國的投資中獨占鰲頭，約占GDP的10％和總投資的25％，迅速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出口和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了一大批相關產業發展和巨大的投資需求，有力支持了我國經濟的全面高速增長，各行各業都感到日子好過。

　　如今這種好日子遇到了挑戰。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需求不振，加上歐債危機久拖不決，使我國的第一出口大戶歐盟市場出現了負增長。前三季度出口增長僅為7.4%，比去年同期增幅減少了2/3。與此同時，房地產業泡沫日趨嚴重，迫使國家對房地產實行調控，更是影響了國內超過50％相關行業的增長，使原本就規模失衡的內需市場更現疲態，經濟發展形成了內外交困的不利局面。

　　下面，就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擔當的角色和存在的問題，作一些簡要說明和分析。

　　①出口方面：自2009年起，我國超越德國并連續三年保持全球出口第一位，占據世界出口市場10.4%的份額。十年來，我國貨物出口增長了4.93倍，而同期全球增長僅為1.46倍。顯然，在這樣高的基數上，要和過去一樣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即使歐美市場需求恢復，全球市場也已經無法吸收中國如此龐大的出口了。

　　②投資方面：過去10年中，我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已從本世紀初的40%左右上升至接近50%，為全球最高水平。

　　在國際上，發展中國家投資率平均為20%－30%，發達國家則為15%－20%。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百廢待興，適當地擴大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發展，是有必要的。但是，過分利用投資手段(特別是政府直接投資)來提高增長速度，會導致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不但擠壓了居民的合理消費空間，還會誘發一系列風險，如通貨膨脹、資源價格上漲、資產泡沫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風險等。

　　③消費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長9.8%，居全球第一。而居民消費率反而從1985年的53％下降到2009年的35.1％，反差十分巨大。當今大多數國家的居民消費率都在50%－70%之間，也就是說，消費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我國則反其道而行之，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顯然，最高管理層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近年來不斷加強對民生的關注，并在中長期發展戰略上，明確了擴大內需的重點方針，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應該看到，擴大內需并不是給老百姓增加一點工資這么簡單，而是涉及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改變社會分配格局的一項復雜系統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

　　綜上所述，調節好了出口、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平衡關系，就解決了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問題。可以說，這個結構調整好了，目前經濟社會生活中備受困擾的諸多問題，如：內外失衡、環境資源、增長方式、外匯超儲、匯率機制、貿易摩擦乃至社會穩定問題等等，都可以得到極大的緩解和改善。原因很簡單：改善民生是發展經濟的根本目標，背離了這一點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長，扭曲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必然會引發上述種種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矛盾會迎刃而解。